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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达:思维的陷阱

马宏达:思维的陷阱

南怀瑾老师诞辰纪念讲座

2014年3月2日上海恒南书院

(本文为作者修定版)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思维的陷阱。是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拿来作一个陈述,不是严谨的报告,只是漫谈。

南老师在的时候,说过多次,泰戈尔当年,一百多年前,在印度办了一所森林学校,它是一个国际大学。十几年时间,发展成一所从很多国家来的学生、教师加入的大学。学生也是老师,老师也是学生,大家可以互补。南老师很赞成泰戈尔的这个办学方式。

说到文化教育,我是外行,勉强说些外行话,诸位也不要当真。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尊师重道”,一句是“教学相长”。一方面要讲师道尊严,学生尊敬老师如父母。因为老师是学生智慧、品行与知识技能的再生父母,尊师就是重道,就是尊重智慧与知识。不尊师,禽兽不如。做老师的,也因此而要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另一方面,教学相长,教与学相互促进的。老师带学生是先进带领后进,先觉引导后觉。但毕竟老师和学生也都是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抛开了职业身份不谈,每个人都是学生,都需要向别人虚心学习,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同时,每个也都是老师,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心得或教训给别人。分享,彼此就会更加丰富。但落脚点要落在做人做事的成长上,而不是卖弄知识,比较人我高低是非,更不应彼此求全责备。学问是学加上问。知识是学问的一种。真的会做人做事,才是真学问。很多人的心理,一定要找一个完美的老师或者专家,偶像一般,站在上面给大家传道、授业、解惑,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一样,然后大家听了课就自动长进了。这样点石成金的童话般幻想,是一厢情愿的思维陷阱,也是人性中固有的宗教情绪使然。好的老师当然非常重要,但学生的自觉自立自强更加关键。

所以,太湖大学堂有两个层面,一是以南老师为核心,等于传统书院的山长——导师兼领袖,他老人家身教言传,讲学不辍,把心得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通过记录变成图书,分享给社会上更多的人。另一个层面,就是大家来学习的同时,也分享各自的经验心得,然后回到生活工作中,各自努力,提升自己,影响社会。至于大家听了课,读了书,彼此分享心得以后,各自改变了多少,只有看个人的努力与造化了。

南师虽然走了,但是这种尊师重道、经世致用、分享互动、重在成长的精神,社会上可以广泛借鉴。形式可以多样化,乃至不用学校的形式,每个人与亲人、朋友之间的分享、互动、成长,或者读书会、研讨会、分享会、交流会,等等,只要把握了回归教育本质的精神,尤其是培养随时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习惯,就可以达成事实上的可持续教育与提升。

说到书院,传统的书院是以山长——导师为主,导师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随时面对各种事,随时都是身教,决不是单纯的传授理论知识。这对导师的要求就非常之高了,决非“学富五车”便可胜任,因为身教最难。现在社会上新兴一些书院,反映了大家对传统书院的“心向往之”,但师资就难办了,学生也难办。譬如南师创办的太湖大学堂,兼具传统书院的特点,山长与导师就是南师,他老人家的身教言传做到了极致,极难企及。可是学生却不是传统书院的学生了,因为这个时代的因缘,几乎每个学生都外务缠身,文化底子又很薄,而且各有动机,各有因缘,各有程度,很难做到诚恳专精用功。所以,由于师资和学生的现况,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的书院,不大可能重复古代书院的模式,但却可以走分享、互动、成长的路线,落实在自我教育为本,外部启发熏陶为辅,大家相互激励、分享、互补,目标在于不断地自觉、成长、提升综合修养、安身立命与经世致用。

再者,之所以叫“太湖大学堂”,而不叫“太湖书院”,是希望不止于传统书院的方式,而能因应时代的因缘,寻找相应的人才来配合,包括东西方人文文化与自然科学人才,着眼于人类未来的福祉,融合并传播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为消弭人类未来的部分忧患而贡献力量。这个理想,南师从几十年前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就开始努力推动了。老人家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义所当为则为之,也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他老人家早就知道,因为时代的关系,才难!能够搭手实现理想的人才,太难找到了!

南师他老人家独资创办了太湖大学堂,并非做投资哦!注册这个机构,是我办理的,从法律上来说,就获得了在内地长期私人讲学的合法地位,受法律保护的,这是外形。内容呢?是以他老人家为主体,为主导,回归教育的本质,重在做人做事的身教,重在真实智慧的启发与心得分享,重在安心立命、身体力行与经世致用,而决非单纯理论知识或学历学位。也不是偏重佛家或哪一家的学问,也不是偏于民族主义,而是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忧患与福祉,入世出世、古今中外,“自他一体视”,平等看待,一视同仁,兼容并包,经纶济世。老人家考虑的,不是自己,不是投资,而是文化大业,不仅仅是中华文化断层的接续,还有人类未来的祸与福。

而且,法与财双手布施,是南师数十年来的行愿之一。他老人家这些年在内地办学,我跟在旁边亲眼看到的,老人家随时在布施。譬如他讲课,素来不收费,在大学堂还免费请大家吃课间餐呢。不仅如此,我们连同往来的客人与同学们,多年以来,吃的都是他老人家的饭。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从台湾到香港,从上海到庙港,来来往往的客人们与学生们,吃的都是他的饭哦!这对他老人家而言,只是天天在布施的一件小事,可是他老人家从来不说。而且他岂止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老人家是用十波罗蜜的修养来行大布施(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等十种波罗蜜),无时无刻不在布施。这个谁做得到?谁学得到?看之容易做之难,太难!太难!

太湖大学堂是面向成年人的教育。后来,2008年,南师又创办了一所小学,也就是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为什么要创办这个小学呢?因为多年以来,南师在海内外提倡儿童中英文经典诵读,还加上珠心算,利用孩子13岁以前如种子汲取营养般的强大记忆力,给孩子们的记忆银行,存储东西方文化经典的财富,毕生受用。珠心算,则是数学的基础。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给孩子们从小打下这个人文文化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希望将来出现很多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出现应对这个古今中外碰撞时代的栋梁之才。当然,这个基础是个本钱,怎么样用这个本钱,又是一回事了。后来果然发现,有些孩子在知识丰富的同时,骄傲了,看不起人,又不懂做人做事,生活自理能力也没有。所以说,记诵之学,理论知识再丰富,不懂得运用,不懂做人做事,也还算不上真学问,此其一;还有的,认为只要读经便可,不学现代知识,不学谋生技能,与时代脱节,与现实脱节,此其二;还有每天连续读经很多个小时的,过度了,此其三。鉴于此,再综合一些因素,创办了这个小学。其办学精神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武结合、生活生存能力与学习能力结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我教育三结合,希望培养适应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的这个时代,又会做人做事的人才。指导思想是这样,大家一起努力,做了很多尝试。课程中的中英文经典诵读只是一小部分,每天只诵读吟唱二三十分钟而已,日积月累已经很可观了。当然并非说它就成为标准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老人家辞世以后,很多因缘也都变化了,教师队伍也变化很大,与过去大不同了。但这个办学的精神与指导思想,社会上可以借鉴。

老人家这么大年纪回国,为了文教大业,只争朝夕,燃烧掉最后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一辈子讲了很多课,办了很多学,鞠躬尽瘁,牺牲了自己和家庭,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做投资,而是天下为公,探“路”、修“路”给大家走,给“人类”走。诸行无常,缘聚缘散,虽然老人家在与不在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但老人家这些教育思想,社会上可以借鉴,发扬光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因缘,创造性地办教育,改善现行教育。

 

“教”与“学”两个字

说到教育,我们看看“教、学”这两个字。先说这个“教”字,所谓“教者,效也”,也就是做示范给人效法——效法就是模仿——也就是作榜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小孩最初效法的是父母——所以家教非常重要——后来跟其他人、跟成年人、老师、社会上的人去学习。所以说,身教胜过言传,“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榜样最重要。

但是古今中外,人与人之间,包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君臣(上下级)之间,乃至陌生人之间,往往是要求人家很多,用一把尺子衡量别人很严格,衡量自己却很宽松。谁都想改变别人,改变社会,改变世界,但是谁都很难改变自己。这就是一种悖论了,是自相矛盾的思维陷阱了。而且无形中,我们自己往往就是不好的榜样之一。所以谈建设社会、建设未来,如果不从人人改善自己做起,再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可是,改变自己是天下最难的事。为什么如此之难,后面我会谈到。

“教”字的另一层意思,由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来,右边是“攴”(读音“扑”),表示手持小木棍敲打,也就是戒尺、教鞭,代表戒律、纪律、奖罚措施。左边是“爻”加上“子”,“爻”者“交”也,代表各种因缘条件的互动,代表万事万物的变化。“子”代表学习的人。合起来,“教”就是用种种方法,诱导或督促、鞭策人了解事物,乃至于探索万事万物,了解自己与天、地、人生。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爻”是“老”的上半部分,代表“老”。再加上“子”,表示老少之间的传授。老,不止代表年龄,它也代表在某方面的经验学问老到熟练。子,不止代表孩子,也代表在某方面懵懂无知,经验浅薄。“教”字的字形,已经把教学关系的画面勾勒出来了。而且不论是他律还是自律,总之教育是需要纪律、戒律的。

推而广之,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也兼有教育的功能,有执行戒律、规则、赏罚的必要。换言之,戒律、纪律、规则、律法、赏罚是手段,应以教育为目的,而非以惩罚为目的。

第二个字,“學”者,覺也。你看这个“學”字,小篆字形,“學”字头和“覺”字头是一样的,觉是这样。上面左右两个东西像窠臼的“臼”,代表一个轮廓,在此代表小孩子的头脑,头顶骨的囟门尚未关闭的样子。小孩出生之后,在还没有起分别心以前,他的囟门是软的,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那时候他没有明显的分别心,也没有他人与自我的明确区分。中间那两个叉叉,就是“爻”。易经讲爻变,一爻两爻三爻四爻……这样从下画上去,代表了事物的变化阶段,也表示万事万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与因果,也可以说代表了宇宙一切的缘起。下面那个秃宝盖,代表一个房子或者课堂,也可以说代表一个人自己内在的空间、心灵的世界。“子”表示学习的人,不论是小孩或大人,在学习的时候,都应以谦虚诚敬的赤子之心来学习。

“覺”字下面是个“见”,“见”代表认知、智慧以及所知所觉。学者,觉也。学是什么?学的目的是为了觉,觉醒的觉。学的方法也是觉,靠觉知,认知,靠悟性。觉醒什么东西?觉醒怎么做人、做事,从知识技术一直到智慧,到德性,到天地人万事万物的究竟,等等,都是觉的对象。所以,学的方法、目的与关键都在于觉,尤其是要自觉。如果只是累积了很多知识,却不能透彻觉悟其中的奥妙,就不能善加运用知识。如果只是学了知识技术,却没有做人做事的自觉,没有人格修养的自觉,那很可能反而利用知识技术害了别人和自己。

教与学,“教”的重点在于身教,其次才是言传。教知识、技术容易,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做人做事的榜样,就很稀有了。南老师是人师,他的身教已经做到了极致,他是知行合一的,他讲的是他做到的,是他的经验之谈,这非常非常之难。你看“师范”两个字,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个标准太高了,很少人做得到。不论家长还是教师,难就难在以身作则,因为改变自己最难,每个人都有很多习气、弱点。家长自己不能做个好榜样,把教育的责任都推给学校,这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当然也是一种思维陷阱。

“学”的关键,在于自觉。自己要觉醒、觉悟。自己不自觉、不努力,再伟大的教育家拿我们也没办法,即便跟着伟大的教育家一辈子,恐怕也是白跟了。所以,不自立自觉自强,却一切依赖于老师,也是自欺。尤其在改变自己的个性习气,开启智慧方面,更是要以自立自觉自强为本,依师或依法才有用,否则永远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个“依师、依法”,不是依赖,而是依照、遵照指示去修学去实行。换言之,没有自立自觉自强地依法实行,亲近老师也没用,虽入宝山,却空手而归。

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改变自己最难,自觉最难。世间一切人为的困难大抵根源于此。南老师感叹,他说自己做教育几十年,改变了谁啊?所以感慨“教育无用论”。他老人家这个话是鞭子!他讲的不是我们掌握了多少知识、理论、技术,或者什么学位,或者善于把话讲得天花乱坠滴水不漏,或者有什么社会成就、地位、名声、财富,他问的是有谁真的改变了自己。他常说,英雄可以征服世界,却征服不了自己。他希望的这个“改变”,是征服了自己。如果说教育改变人生,其实南老师的教育,已经改变了太多人的人生。且不说有缘跟他学习过的人们,也不说那些所谓三教九流各路英雄的精英人物,我们仅从他辞世后,那么多未曾谋面的社会人士在网上发表的纪念感言中,便可知道这一点。我所知道的不少同学,在改变自己习气方面,也有不少进步。当然,这种改变,距离他老人家的高标准严要求还很远。他老人家的标准很高,他希望大家发心(立志),自觉,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升华品格,开启智慧,在心理上,在行为上,转恶为善,转善为净,影响社会。这是教育最高最核心的目标,也是最难实现的理想。难在哪里?难在我们会姑息自己,放纵自己;难在我们太过依赖自己的个性习惯,路径依赖,改变一点点都很不习惯;更难在我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没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还蛮正确蛮不错哩。南师常讲一句话,叫做“有药能医龙虎病,无方可治众生痴”,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教育的核心瓶颈。

所以,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老师了不起,学生却很可能起不了。老师身教言传,已经尽了师道之责。学生自立自觉自强,将老师所教的消化掉,变为成长的营养,是学生的本分。学生不肖,责任在己不在师。因此,还不用说别的方面,仅仅这一点,我们大家欠老师的债务可就太多了,还都还不完的。

这个教与学的道理背后,是人性的基本问题。它不仅仅适用于教育,也可以启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反思。人性的问题,我后面会谈到。

我们刚才只是从“教、学、觉”几个字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字非常了不起,一个字可以包容那么多的内涵。《尔雅》、《说文解字》的著作,功德很大,可以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用统一的文字记载下来,使几千年后的人,只要读懂古文,就可以基本看懂几千年之间的典籍,这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当然,由于百年来的巨变,国人的古文修养差不多底儿朝天了。这两部著作,距离造字时代都在两千年以上,是对中国文字和词语的集中化规范化解说,非常了不起!但毕竟不是造字者自己所作的说明。而且中国字本身就是个象,一个活的现象、画面摆在这里,既是大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抽象,又保留了具象,所以可以启发很多连锁的思考,引申很多意义,不一定局限在《说文解字》的范围内。

 

教育的瓶颈

国家社会的基础是文化教育,只教知识技术还好办,但文化教育的瓶颈在人性的顽固弱点,这也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根本瓶颈。古今中外,人们每每不满现状,不断地探索政治、经济、社会的理想道路,不断地尝试革故鼎新,可是不久就会发现,一切又开始了异化。于是,这种革故鼎新的冲动,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着,永无休止。很多伟大的社会理想,通过努力好像近在眼前了,可以不久之后,好像又远在天边了。可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怪圈的轮回。这个轮回的背后,是人们不断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却永远要面对无常,面对极难改造的自己。表面的改造是有的,深层的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越是改造不了自己,就越是寄托于诉诸于外在世界的改变。这是一种悖论的轮回,思维的陷阱。即便再好的制度,面对人性的痼疾,也往往捉襟见肘,常感无奈。

所以说,改造世界首先应从改造自己入手。《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本末因果的关系。但现实中,人们是本末颠倒的,只希望家齐、国治、天下平,却不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想改变别人,却不愿改变自己。只想品尝果实,却不愿辛勤耕耘。所以,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如何去实现呢?

据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一块墓碑,写着著名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漫无边际,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一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我的家庭,然而,这似乎也不可能……现在,我已经躺在床上,就在生命将要完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就首先改变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我为国家服务的时候,我或许能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行为,改变这个世界……”这段话,和上面讲的《大学》里那段话是一个方向,但《大学》提供的,是一套更为系统完整且理性的,可操作可实行的因果路线图。

教育的硬道理

讲到教育,先不管学历文凭那些社会标签,教育的核心硬道理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觉与成长,包括了做人做事的成长,品德智慧的成长,人情练达的成长,才能的成长。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事情,挫折也好、是非也罢、恩怨也好,或者接受了多少知识、技能的教育,乃至多么大的头衔、学位、地位、权力、财富、名声,一大堆闪亮的社会标签,假使说内在的德行智慧人格,做人做事,没有真正获得成长,乃至为了换取这些外在东西而牺牲了人格,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个代价很大,要长期付账的,远非眼前所得能够弥补。

如果说,一个人不论经历什么,都善于将其变为自己成长的营养,那他随时随地都会成长的。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不是营养,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事坏事。那他就已经步入了自我教育的良性循环,步入了自立自觉的光明大道。这种成长,是扎扎实实的人生财富,它会带到未来,照亮未来。而外在的东西,财富、地位、名誉、权力、得失成败是非荣辱,乃至身体,都会被无常带走。所以说,自觉和成长是教育的硬道理,也是人生的硬道理。

 

科学哲学的看法

接下来一个问题,讲到科学证伪不证真,上午吴(琼恩)教授已经阐述得很充分了,我就不再重复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看法之一,是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真。所谓证伪,它不断求证求真,不断否定之否定,往往推翻自己过去的东西。比如说牛顿的一些理论后来被推翻,爱因斯坦的一些理论也被推翻,等等,这很正常。量子力学发展到今天,推翻了过去很多科学理论,它的技术成果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无不应用了量子力学的成果。可是量子力学也还没有究竟,还要再发展,否定之否定。科学不等于真理。可是百年来,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环境,从官方到民间,习惯性地把“科学”等同于“真理”。做什么事要“科学地”怎么怎么样,一切要“科学地”去处理……无形中把科学等同于正确,等同于真理,这是普遍流行的思维陷阱之一。正确其实很难,谁能代表正确啊?谁能代表真理啊?那是愿望,愿望不等于现实。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其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前几年在学校里,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说到“聪明就是笨”。为何这样说呢?就像我们在这里开着电灯,所以看得到大堂里面的人啊、物啊。这个电灯等于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能够认知一些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注意力全部在这里,无形中这里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其实外边天地很大,里面这点亮光,照不到外面的广阔天地。我们平常认知世界的工具就是“灯光”,我们依赖“灯光”,等于盲人朋友依赖拐杖一样。聪明、思维、知识、专家都是我们的拐杖。我们依赖思维、依赖聪明、依赖知识、依赖理论、依赖专家、依赖向导、依赖老师……其实都是盲人依赖拐杖。这个“拐杖”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盲目,并没有让我们自动打开慧眼。但是我们依赖之后,习以为常,会把“拐杖”触摸的片面境界,当做真实的世界,甚至把它当成自己生命世界的全部。我们会把聪明当成智慧,把思维当做精神,把逻辑当做理性,把自以为是当做正确,把知识理论当做现实,把自己认定的道理当做真理,把电灯照亮的这个小空间,当做整个世界。所以说,聪明就是笨。灯光范围以外的是无边的黑暗,那是聪明所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极其有限,不知道的却是海量的。对一件事也一样,所谓“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真的全面透彻了解一件事很难,大多是片面偏差的,甚至完全扭曲颠倒的。

可是大家常常听到好多人讲话(我们自己也一样),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或政治家、企业家们,讲话非常斩钉截铁,认为他讲的那些就是绝对正确的,好像只要按他这个话去做,一定行的。其实未必。这是看不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把局部的所知当成了全体。这是一种普遍的思维陷阱。所以要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非常的困难。包括对自己,我们同样所知太少,随时被莫名其妙的念头带着乱跑,却不自知。所以说,“慎独”的功夫包括了“善护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包括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独处时的戒慎自觉。

 

文化的土壤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传媒非常发达,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等等,资讯海量爆炸式增长,太多似是而非的信息满天飞。大家今天特别喜欢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喜欢讲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舆论本身既是一种权利——利益的“利”,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力量的“力”,它会产生力量,它既是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今天看到满天飞的雾霾,或者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认为是环境污染,需要治理。可是不负责任的、逻辑混乱甚至毫无逻辑的舆论信息,乃至谣言,满天飞,变成了精神雾霾,舆论垃圾,难道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自由释放,随处乱丢吗?

由此想到人文环境问题。我们今天的人文环境,从言论自由、传媒方便上来讲,超过几十年以来任何一个阶段。今天可以说言论非常自由,你几乎可以随便乱讲,尖刻偏激、极端浮躁肤浅、逻辑混乱的言论,乃至谣言,舆论暴力,随处可见。很多人以为言论自由、言者无罪,就可以随便讲,讲了可以不负责任,比随地吐痰丢垃圾还要无所顾忌。即便是表面严肃的学术言论,似乎也可以不必负责任地随便讲。这是一种权利与自由的滥用,是对义务与责任的无视,也是对他人和社会的不尊重。它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人文环境,却同时又呼唤人文环境的改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今天的大众,在似乎空前自由的选择中,被五花八门的海量信息舆论公开地催眠洗脑,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其中当然也包括无孔不入的商业信息。

说到百年来人文环境的变化,免不了提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其历史的复杂背景。而且任何事物,法久弊深,很多的问题也的确有革故鼎新的必要,所以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功劳。功劳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不好意思,我要乱弹一点批评的话。新文化运动是留学生们回来领导的。当时有一个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大家都很着急,希望中国快速地富强起来,不要再挨打,不要再受人欺侮。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也有慌不择路、饥不择食、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问题。而且思维上、言论上、态度上,有非常偏激、极端的一面,把中国数千年整个的历史文化全盘否定,甚至提出来把文化的载体——汉字,连同所有中国历史文化统统废掉,文字都拉丁化,一切都西化。所幸这些主张没有全部实现。但是,其引领的一些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偏激、刻薄、浮躁、极端,却传染开来,蔓延了一百年,直到今天还不止。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主张革传统文化命的继续。我们古代主流的思维和语言习惯不是这样的。古代因为诗书礼义的教育,社会风气是温柔敦厚包容的,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为主流。但是这一百年的剧变,过去的优点也被革掉了。这样一个思维偏激浮躁,舆论暴力无礼的环境,它变成一个文化的盐碱地了,破坏力很大,重建很艰难。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百年了,打倒了旧文化,新的文化却没有扎实建立起来。所谓“新文化”,非常单薄而欠缺根基,不足以支撑国家社会的需要。想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汲取营养吧,又羞羞答答不好意思,怕被人骂成“封建余孽”,而且还丢了钥匙——没有古文修养的底子。反倒是骂自己的历史文化,已然是大家习惯了的,不管骂得对不对,极端不极端,大家都习以为常。其实什么是“封建”,也没搞清楚。百年来流行用欧洲的“封建”“专制”标签贴到中国历史身上,恐怕是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其实唐代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早已讲清楚“封建”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封建制不是集权,而是分权,诸侯国自治,诸侯国与中央天子的关系,类似于现代所谓邦联制,所以后来演变成战国的大战乱。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避免再度出现诸侯国争战不休生灵涂炭的局面,就结束了封建制,变成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体沿用至今,也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来定性。秦代是一种法治体制,君臣各有法定的职责本分,法治体系非常健全,官员靠选贤与能的开放机制选荐来的,依法度行政,凭功过赏罚。两千几百年来,大致是延续秦体制,历代因各种因缘有所变化与波动而已。你可以说它不完美,弊端不少,也可以尝试不同的体制,但是简单粗暴地定性它,一棍子打死,未免太脱离实际。而且,天下有完美的体制吗?古今中外,哪个体制没有一大堆的弊端呢?哪个体制不被异化呢?人类至今还在困惑着,还在继续寻找更好的体制制度,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方法,并未达成“历史的终结”。

中国文化要推陈出新也好,要继往开来复兴也好,必须要有一个肥沃的土壤。这个土壤是什么?首先要具备包容、尊重、分享、共生的精神。你说它是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精神也好,说它是温良恭俭让的礼义精神也好,总之,若没有包容、尊重、分享、共生,就没有人文的沃土,没有文化的沃土。在思维偏激浮躁,舆论暴力无礼的盐碱地上,能长出什么呢?

譬如现在大家喜欢谈民主,往往讲得很偏激很极端,理想化、浪漫化、情绪化的想法说法很多,而且听不进不同意见,不知道这与民主精神是相符还是相悖?民主到底是什么?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现在全世界都在说民主,有人说民主就是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有人说民主就是普选制,就是一人一票等等。中国在民国初期就实行过民主普选制,也做过很多其他政治实验,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研究。现在国际上各个国家所谓的民主形式,各有不同,并非千人一面。相对成功的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也很多。谈谈理念很容易,但是理念不等于现实,落实起来远为复杂。可是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思维陷阱——理念或愿望、主义讲多了之后,忽视了问题与落实操作的复杂环节,混淆了理想愿望与实际可行性。

谈民主,离不开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要素是什么?首先是平等、尊重与包容。所谓权利自由和义务责任的对等,就贯穿着平等、尊重与包容的精神。平等、尊重与包容,是礼义廉耻或仁义礼智信的底线,是克己复礼的底线,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之一,并非民主精神的专利。尊重人权也好,尊重言论权也罢,自尊自重也好,乃至公权与私权之间,是彼此尊重,而不是各自唯我独尊,这样才有人际伦理、社会关系的相对正常化。否则,如何避免变为自我中心,自说自话,自私自利,彼此倾轧争斗,乃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呢?如果唯我独尊、情绪化、暴力化盛行,那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区别,不论多么好的体制制度,恐怕也无济于事。如果民主缺乏了互相尊重、包容的精神,与自我中心有什么区别呢?自我中心必定会固执己见,不懂尊重与包容、合作与妥协,不懂平等与协商,很容易陷入情绪化,纵容贪欲、瞋心,纵容思维、言论与行为的暴力,距离专制暴政(也包括暴民政治)只有一步之遥。

同理,对历史文化也要尊重。批评是一回事,继承是一回事,但无条件的尊重,是起码的应有态度。无古不成今,历史文化是国家民族血脉灵魂的来源。尊重历史文化,就是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其民族的整体人格与灵魂被阉割被否定,必定陷入自轻自贱的扭曲境地,失去自信,茫然失措,然后仰人鼻息,邯郸学步,被人牵着鼻子走,也必定缺乏自主创造力,必定无法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自立于世界,更无法从历史文化中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汲取营养,吸收教训。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祖先的孩子,他可能混得表面发达,但他的人格与灵魂永远是自卑扭曲的,不可能自信自重、顶天立地。

若有能力,就从历史文化里面汲取营养,记取教训,用来自利利他,利益社会国家,利益人类。如果能为历史文化书写靓丽的新篇章,增添新的光彩,那就更了不起。没能力吸收营养,也请尊重她。尊重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尊重自己的祖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学习他人的长处当然应该,但是决不能以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前提。以海纳百川的自信和胸襟,汲取东西方的精华文化与经验教训,造福人类的未来,才是正路。怎么可以把一时挨打的责任,统统推诿到祖宗十八代身上呢?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事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不是想当然那么简单。各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想法,往往难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乃至脱离实际的思维陷阱。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物都很了不起,也很爱国,也有他们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有他们的种种局限,也欠缺了尊重、包容、虚心的精神。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那么庞大而浩瀚的,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历史文化这样没有中断过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文化,把它轻率地就全盘否定,没有一点尊重的态度。这个既不是民主精神,也不是科学精神,倒是“革命小将”的作风。虽然新文化运动号召的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对历史文化所做的这些,恰恰相反,走的是简单粗暴、极端偏激的路线。当然,他们很有才华,但也并非真理的化身,普通人的弱点他们也有,而且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他们不可求全责备。

历史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善恶多有。古今中外,哪个人没有众多弱点呢?哪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众多问题呢?反之,哪个人没有优点呢?哪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优秀财产呢?看自己祖先只盯着丑陋的看,无限放大,一叶障目,全然不管其他。看别人只盯着表面光鲜的看,也无限放大,一叶障目,全然不顾其他。别人宁肯虚构历史也要美化自己的过去。我们则是极尽挖苦丑化诋毁之能事。这种片面极端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大有检讨的必要,自卑心理与情绪化主导了思维,欠缺理性与逻辑,自欺欺人。冷静下来反省反省,这种思维的背后是怎样的心理呢?有没有成王败寇的心理作怪呢?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告诉我,他发现所有被殖民过的国家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乃至种族,都很自卑。我说这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成王败寇心理痼疾。

既然谈科学民主精神,就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犯错。因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正确,而是意味着可错性,意味着在不断求证中往往否定自己。民主也不仅仅意味着公权力的限制和私权利的保障,更意味着相互的尊重包容,而不是自我中心,自我利益至上。片面倾斜于任何一方,天平都会失衡的。民主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权利与义务责任对等,只讲权利与自由,不讲义务与责任,那不是民主与自由,而是自我中心论,无视他人的存在。不论公权力、私权利,还是资本、舆论,任何能量、力量的乱用,都会造成危害,所以都需要用对等的义务与责任来制约。不负责任就意味着肆无忌惮,所以任何行为都应负起责任来。

国际关系的道理也一样。没有尊重、包容、平等、共生,就没有正常的国际关系,有的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像美国喜欢输出他的价值观和国际规则,乃至以民主的名义输出颠覆与革命,在国际上标榜自己永远伟大正确,别人都得听他的。这就不是科学与民主精神了,而是反科学反民主了,是自我中心的帝国主义了。一个人,永远认为自己正确,那是非疯即狂。一个国家,永远唯我独尊去否定别人、打击别人、掠夺别人,那就是帝国主义了。

谁能代表真理呢?谁也不能代表。各人有各人的个性禀赋和人生道路,各国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与道路。讲科学、民主,就要尊重、包容这些个性与选择,大家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造福人类才是。唯我独尊,强加于人,只会导致动荡不安。世上也没有永恒的成功与强盛。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学术、宗教。宗教之间、学术之间,也应该相互尊重包容。排他性极强的宗教或学术,未免以极端的偏见自是非他,变成迷信,自欺欺人,或者变成信仰领域的帝国主义。乃至对科学与民主也不可迷信,把科学民主绝对化万能化,是对科学民主缺乏了解,也违背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

所以要复兴文化,必须先要培养一个好的土壤出来,首先要深深培养包容、尊重、分享的精神,若能有谦虚、诚敬、厚道的态度就更好,大家才愿意正常交流分享,也才有真正的交流分享质量,才逐渐有文化的繁荣扎根。没有尊重、包容、谦虚、诚恳,就没有真实的分享,只有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各人只听见自己的声音而已,变成乱七八糟的吵闹是非,有修养的人只好退避三舍不作声。尊重、包容、分享、谦虚、诚敬、厚道,不论什么时代,什么体制,都是维护健康文化土壤的要素。尊重当然包含了自重,看问题、表态以前,多些冷静,多画几个问号,多些调查研究,多些逻辑严谨,多闻阙疑,多见阕殆,留有余地,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慎乎其所不睹。尊重包容别人,包括了对别人不要求全责备、要求完美。我们自己很不完美,往往看错、想错、说错、做错,为什么要求别人完美呢?譬如讲话,某兄那天讲得好,“一个人讲十句话,其中一句话有道理,那已经不错了”。

而且,文化并不等同于专门的学术。学术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学术有学术的价值,但是不应以学术形式或学术地位、政治地位来垄断文化。再好的文化,一旦被“独尊”垄断,就是其异化的加速,就是文化生机活力的死亡。学术抽象于现实,但未必高于现实。现实远比学术复杂多变。学术也并非学术阶层的专利。学术阶层既可传承解释文化,也可误解曲解异化文化。专业化并不等于正确化。职业学术或官方学术有其种种优势,但优势有时就是劣势,而且往往受制于利益关系。民间学术也不一定没有利益关系,但相对单纯自由些,当然也不等于正确化。礼失求诸野,民间永远是文化的大本营。同时,文化教育,不应困于刻板的学术面孔,好像越讲得深奥化专业化就越高明。专业化学术当然有其学术价值。但是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也。最高明就是最平凡的。若要弘扬文化,就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否则谁听得懂呢?如果南老师讲的课或者著述,都像他老人家的《禅海蠡测》那样的风格,恐怕他老人家接续中华文化断层、推动东西精华文化融合的宏愿,一分也难以实现,因为很少人看得懂听得懂嘛。所以他老人家很快就改变了风格,由“阳春白雪”变成“下里巴人”,先培养最广泛人群的文化认知,培养文化土壤,广泛播撒文化种子,文化才有希望,才有“山花烂漫时”。其实把“阳春白雪”的文化用“下里巴人”的风格,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使大家喜闻乐见,三根普被,心有戚戚焉,那是最见功力的,必须吃透了才能做得到。

 

文明与文化

接下来报告我对“文明”与“文化”的认识。今天会议的大主题是“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文明”。我还是从文字说起。所谓“文化”、“文明”,你看“文”字的甲骨文字形,像一块石头或一块玉,它上面展示出来的一个花纹,自然的纹路。所以“文”的本义是“纹理”。由自然界里面的这些个图案,启发仓颉他们发明创造了文字。首先创造的是象形字,刻划下来对应事物的一个形像,那就是象形字的来源。刻划得像花纹一样,所以叫文(纹)。它是一种记事符号,逐渐变成了文字。

这个“明”,就是一个日一个月,,日月一起表示光明。也有字形为,表示月光照进窗子,以此表示黑夜里的光明、光亮。明引申为明显,也引申为表现、表达出来。

“化”呢,小篆字形,左边是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匕首的匕,这是后来演变的。早期的甲骨文就是一正一反两个人,合在一起叫做“化”。头朝上站着的,表示活着的一个人。死了的话,头朝下,代表死亡。所以一正一反两个“人”组成“化”,表示生命的变化。有个词叫“迁化”,就是代表一种变化,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生命没有了,而是表现形式变化了。广义来讲,“化”是两个人一正一反的颠倒,也可以表示正的变反的,好的变坏的,或者反的变正的,坏的变好的。比如说教化,就是把不好的改变,把反的颠倒为正。中国的文字,一百年前险些被新文化运动斩草除根,其实每个字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讲到“文明”这个词,我查到现存最早的资料是来自《易经》。易经“乾卦”里面的一句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民间叫“龙抬头”,是指地理的阳气上升,露出地面,万物滋生,外面的天气也好起来,正好应了“天下文明”这个意思。“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什么意思呢?首先从地理学来讲,这个“龙”代表大自然地理的阳气,“在田”,阳气上升到地面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草木萌芽,开始滋生,大地上万物复苏了,花草树木一点点长出来了,生机盎然,景色不同于冬季的荒芜了,大地上好像有了明显的花纹、文采一样,这就是“文明”。

“见龙在田”的另一个意思呢,是从天文学来讲的。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领先的。当时为了观察的方便,把天上的星辰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所谓“二十八宿”。“宿”就是星辰所在的区域。进而按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更大的范围。东方七宿称为青龙(龙星),西方七宿称为白虎,南方七宿称为朱雀,北方七宿称为玄武。“见龙在田”,是说春天时,青龙星跃出地平线,逐渐上升。到了夏季,龙星上升到中天了,所以叫“飞龙在天”。秋季再回落,叫“亢龙有悔”。当然,天文地理是关联互动的,这个关联互动就是天干与地支,天体的干扰和地理的反应、支应。时间空间不同,天地之间的干扰和反应也不同。春天,天文学上的“见龙在田”,是天体运行的相对区位变化了,天干与地支互动影响,导致地理学上的见龙在田,地理的阳气上升到地面了,所以“天下文明”,万物滋生了。

这个“文明”本来表示大地上呈现的万物复苏的景象,后来引申到人类的文化,包括所谓人类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总体来说,人类的文明是一个中性的词,代表人类总体的一切。跟“野蛮”相对的那个,是狭义的“文明”。比如说,上海或者中国,或者全世界,某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他们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好的坏的,可以统称为文明。后来常用的,基本上是和野蛮、落后、愚昧相对的狭义的文明,是褒义的。

所谓“文化”,我查了一下,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这一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用武力、用强制力量,包括法律、戒律等等在内,这些属于相对强制的范围。它是怎么兴起、怎么来的?是因为不服教化,教化不了。通过文治教化来影响他、改变他,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怎么办呢?只好用强制的规则,要用秩序、戒律、规则、法律等等,乃至用惩罚的手段来规范他,是这个意思。这一段话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文和武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的。德治与法治也一样,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的。我们常听到争论,有的说要法治,德治没有用,一定要法治;有的说法治没有用,一定要德治。其实都是各执一端,本来它是文武相用,德法相成的。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只讲德化是不够的,很多人就是没办法感化,只能用规则、律法来引导他、强制规范他了。即便是惩罚,也不是为了惩罚本身,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为了教化,使他停止进一步的堕落与恶行,停止侵害别人,逼迫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逼他反省自新。而且国家社会规模大了,人口多了,来往频繁了,必须要用规则、法律来引导人,规范其行为,维护正当秩序,所以法治是必要的。可是只讲法治也不够,人毕竟不是机器,不会自动化按既定程序运转,而且还有很多弱点,会钻法律空子,会违法犯罪,还会破坏法治,所以也需要教化、德化,培养他自觉自强自律的精神和能力。而且还需要培养他生活的能力与艺术,使他活得有质量有意义有兴趣,愿意进一步改善自己,提升修养。

“文明”、“文化”两个词,后来往往混用的,常常代表了人们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现象,也包括了历史。有时则代表狭义的褒义的文明,要看具体语境。

广义、狭义的文明、文化,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全世界所谓文明文化也好、历史也好、民族也好,林林总总,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有一方的物产,一方有一方的文化。上海有上海生长的植物、动物,北京有北京的,各地都不一样。各地各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等的因缘,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譬如我们常听到说,西方(西方人)怎么怎么样,中国(中国人)怎么怎么样。对这种简单的句式就要注意逻辑问题了。西方多大?中国多大?西方多少人口?中国多少人口?那么多的人口,人人都一样?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古今都一样?过去现在都一样?可以用一个大而无当的帽子笼统概括吗?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看到某些(某个)现象,然后无限放大,说成全体国人如此,或民族性如此,或历史文化如此,这里面有逻辑关系吗?中国是什么概念?大洲级的国家,随便一个省、地区甚至城市,就等于别人一个国家了,人口占全世界的几分之一,创造了人类唯一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文化,浩瀚深邃如海洋,诸子百家或者帝王将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每个历史时期又不一样,每个地区也不一样,每个族群又不一样。例如这一百年之间,变化就太多了,每个时期的社会状态都不一样。看到眼前这个阶段的一些问题,怎么就可以笼统而轻率粗暴地扣个帽子,说整个中国或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如何呢?一个好的中国学者,穷尽毕生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难以望其涯际,更不要说一般中文还半通不通的外国人了。同理,西方文化,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也都不是简单的,想要全面透彻了解,面面俱到,即使他们自己的学者也做不到,盲人摸象还算好的程度了。可是很多人(包括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这样讲话,好像已经全面而透彻地了解过了一样。这又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困难了。

再比如,“西方”到底是指谁?通常所谓的“西方”,是个政治概念,就是指英美德法等几个主要的中西欧北美国家而已,再加上几个小兄弟国家或者殖民地。日本也算加入“西方”了,也算半殖民地,本土还有外国驻军,政治也受外国操纵。“西方”是个笼统的概念,并不能代表他每个国家的人民。某地区某时期的老百姓,尽管有一部分的生活特点相似,但具体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生活方式与思想都有很多差异。我们平常听到所谓西方怎么怎么样,往往只是那几个国家为了政治、经济、军事共同利益的联盟行为,或者这些国家的某些政治家,某些学者专家或企业家的一部分言论、一部分行为,或者某一地区某一时代(时刻)的部分生活形态,它代表不了他本土的其他人,也代表不了他生活的全部,更代表不了他的历史与未来,当然也代表不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

所谓西方文化,宗教是其主干,希腊文化很多失传了,也被宗教势力破坏很多。而其宗教起源于东方,耶路撒冷在东方。西方的历史文化也并非延续不断,有一些失传的文化,还是阿拉伯人帮忙回传给他们的。西方过去的历史很多是说不清的,也不连贯的,注重历史考证是这一百年的事,受现代考古学的影响很大。现在流行的西方历史著作,包括教科书,问题很多。比较而言,真够资格堪称“信史”的,而且数千年未曾中断的,只有中国史学。

所谓“西方”,在近五百年来的殖民运动中,在掠夺了大批土地、海洋等等财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地球资源分割的同时,也几乎毁灭了一些异族,毁灭了部分异教徒的文化。当然,客观上也创造了很多值得研究借鉴的东西。

但是所谓殖民运动的“西方”,并不能代表“西方”的所有人。例如,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并不支持殖民侵略,更不支持文化与种族灭绝。有的还认为,人类未来想要和平共荣地可持续发展,需要吸收中国文化的长处,例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例如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荒原狼》的作者,诺奖获得者);例如辜鸿铭先生的义父英国人布朗先生。他鼓励少年辜鸿铭说:“我若有你的聪明,就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很多在研究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让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后来,辜鸿铭不负重望,学贯中西,精通九国语言,拿了十三个博士学位,他一边批评西方鞭辟入里,令西方人不能不服;一边坚定支持中国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打倒中国文化自毁长城的行为。他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曾流行一句话,叫做“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能不看辜鸿铭”。

百年来,中国人言必称“西方”,一方面是为了借鉴学习西方经验,这当然应该。另一方面,是因为近现代以来,西方建立的殖民强势文化,以及自是非他的文化殖民策略使然。其背后,则是人类成王败寇的蒙昧心理通病。

其实,笼统地比较东西方历史文化与现实,如同笼统比较苹果和梨子一样。不可比是绝对的,可比是相对的。东西方每个国家、民族,各有自己的复杂历史地理。笼统比较是无意义的伪命题,相对比较某些具体事是可以的。但是比较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相关联的所有因素,而不是脱离关联因素作孤立的比较。因为每一件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很复杂的因素关联互动着。孤立的比较,必定得出错误的结论。比方说比较两个人,每个人都是优点弱点兼备,但各有不同。而且优点有时就是弱点,弱点有时也是优点,要看什么条件下。不能因为一个人某时期的某个优点或弱点,比另一个人突出,就以偏概全地全面肯定或否定他。但是这类欠缺逻辑的比较,却普遍流行。其实,普通人谁没有光鲜的一面,谁没有丑陋的一面?各人不同而已。由普通人组成的社会与国家,乃至历史文化,也一样道理。

 

自负其责

再比如,一个家庭成员的言论、行为,就可以代表其他家庭成员吗?或者说现在这个会场里面的诸位,两三百人,或者一个大学,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国家,其中的每个人能代表谁啊?除了职务授权的代理行为以外,他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因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犯了错误,就说全体的人都很错误,都很糟糕,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或者一个成员了不起,就代表大家都伟大吗?这个逻辑不成立。

拿学派、门派、宗派、教派或诸子百家来讲,孔子能为他后面的所谓儒家弟子负责吗?释迦牟尼能为佛家弟子负责吗?耶稣能为基督徒负责吗?苏格拉底能为后世学人负责吗?摩西能为教徒们负责吗?即便想负责,也做不到!每个人只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以佛家来说,释迦牟尼佛涅槃前,嘱咐后世学人,要依靠自己(自立自强自觉自度)、依靠佛陀讲过的法(含戒),解脱烦恼轮回。他并没有讲要依靠所谓“传人”或“接棒人”哦!所谓“皈依三宝(佛法僧)”,其中的僧宝是指守护正法的僧团,包括修学有成的圣贤僧,换言之,重点还是落在“正法”上,不守护正法、不修持正法的不在此列。佛陀的遗教如此。这个很值得参究了!为什么?所谓门人、弟子、学生、徒众,各有根器与程度,各有因缘与动机,各有见地或见解,各有发挥与创见,乃至会有某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各有片面理解、误差、偏颇乃至误解、曲解。甚至还会出现以“学生”、“门人”、“弟子”、“传人”、“接棒人”名义,自欺欺人,欺世盗名,乃至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佛陀涅槃前如此交代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为何强调“依法不依人”乃至“四依四不依”的道理所在(注:四依四不依:依法不以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除非一个真正修学有成的过来人,不是只谈理论的,可以灵活地指导学人,此时可以“依人不依法”。但是学人怎样判断呢?也是很难。这是借用佛家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南师讲的“没有南门”、“没有学生”,也有“依法不依人”的意思在里面。他在世的时候,知道已经有人以他“学生”“弟子”“门人”的名义到外面说事儿了。他走后,又有人说曾经在大学堂给南师讲过经,或者来大学堂开示过云云,不一而足。南师几十年来讲课,从未借自己老师或维摩经舍的名义来作广告,他是自负其责,不要老师来替他负责。所以,做学生的,在向别人分享心得时,最好说明只代表自己的认知,不一定符合老师的原意,这样比较严谨。

所以说,师生各负其责就对了。祖师爷和后世学人之间,彼此不应牵连负责。怎么可以让祖师爷为后世学人的偏差或过错负责呢?老师又没让学生误解偏差或者乱来。

因此,尽管讲诸子百家,讲学派、教派、宗派、门派,但是要知道,其中每个人的思想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彼此不能相代,不能互相负责,每个人只能为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而且,门派、学派、宗派、教派,也要警惕变成朋党派系,变成利益关系,党同伐异。

 

思维的缘起

话说回来,这个“文明”或“文化”,是怎么来的呢?它缘起于生存和生活。人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要活下去。第二个是怎么活得更好,这是生活的问题。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物质问题生理问题,吃喝拉撒睡、饮食男女,各地的地理条件又不同;同时有精神上的种种追求。首先人心不安,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念头、欲望、思想,也会探讨“我是怎么来的”,天地之间有没有真理存在,等等。所谓文明,粗略看,就是这些缘起来的。归结起来就是心和境界之间的互动。为什么把“身”也放在“境”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境界,是我们的心所知道的境界之一,包括了身体的感受,冷暖、饥饿、苦乐,等等。我们平常所谓的“内在”和“外在”,其实都是心所感知的境界,都是心所感知的内在,只不过我们用思维勉强分了“内在”和“外在”。总体说来就是心和境、觉知和所觉知的关系。所谓的文明、文化,人们生存生活的历史与现状,逃不出心与境的互动、觉知与所觉知的范围。

讲到文明、文化,离不开思维。刚才讲到盲人拐杖那个比方,我们的思维、思想、知识等等,都是盲人的拐杖。再比如,我们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走,我们要去找地图,没有地图的话要去问向导。向导是谁呢?要么他有经验,要么他也要问别人。所有人类知识的产生都是相互为依据的,相互为拐杖、地图,各种的拐杖,各种的地图。哪个地图、哪个拐杖是好用的?哪个地图是错误的?正确的有,错误的也非常多。包括专家,他在某一个领域有他的专门研究,一部分可以信赖,但是不要迷信。对知识也不能迷信,对思维也不能迷信,因为它们到底都是盲人的拐杖。整个人类生存的状态,不管是古今中外,还是未来,都一样,知识和盲目是肩并肩的,手心手背,同时存在,知识的背后就是无知。绝大部分知识本身就是相对的,在相对条件下暂时是那样,条件变了就不是那样了,所以并非绝对。

刚才讲到思维缘起、心对境。那么思维依赖的是什么东西?思维怎么来的?思维不是思想,思想可以解释为思维的作用,是个动词,表示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思维的产品、思维的结果,就是已经成型的知识、思想。思维本身是一个工具,是我们认知自己、认知世界的一个工具。它怎么来的?它首先依赖于觉知。比如说现在这个环境,当下把所有的念头全丢开的时候,首先我们是用觉知来照见当下一切的环境,其次起了念头,起了思维来分辨,这是哪里,这是谁谁谁,等等。所以思维是后天的事情,不是先天的事情。先天的是觉知,也可以称为知性、觉性。这个觉性,不管你有知识还是没知识,或者人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年纪不同,或者有没有地位,或者健康与否等等,这个觉知的本能,大家都是平等的。没受过教育的人,或残障人士,聋哑人、盲人朋友,乃至老年痴呆了,等等,他这个觉性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普遍存在的,而且没有随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或者随一切的生活境遇变迁而变迁。这个觉知一直在,从生到死它都在。每天早晨我们醒来的第一刹那,还没起心动念之前,那个时候体会觉性最容易。这个时候,“本来无一物”,空灵清净的,自在的。接下来念头马上就起来了:“哦,几点了,我该起床了”,这就是思维了。思维属于后天的东西,执着它,当真了,就是“尘埃”。不执迷,就是妙有、妙用。所以,觉性本身是超越思维的,是思维所依据的最根本基础。知识是更后边的东西,知识已经是思维的产品了,是第三层的东西了。

这里有段话可以对照参究,据说是憨山大师记录的弥勒菩萨开示,很有道理:“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思维就是分别了,分析判别判断。觉性本身就是般若智慧之源。被思维骗住缠住,就陷入迷惑生死轮回了。回归觉性,善用思维而不执迷,就会逐渐解脱烦恼与生死轮回。

 

认知坐标

这里,我会借用一些佛学的词语来说明认知的过程。顺便说到,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里面,很多词语都是从佛学里面来的,比如说“意识形态”、“不二法门”、“现身说法”,比如说“书记”、“总统”、“平等”、“真理”、“真谛”、“真相”、“律师”、“思惟”、“单位”、“东单”、“西单”、“正宗”、“宗旨”、“心境”、“恩爱”、“烦恼”、“自在”、“自觉”、“缘起”、“因果”、“功德”、“方便”、“慈悲”、“无常”、“心花怒放”、“自欺欺人”、“心心相印”、“大千世界”、“不可思议”、“自作自受”……很多了,这些都是来自佛学的词语。

所谓“我执”,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执着,认为有一个不变的“我”、“灵魂”。“法执”是代表对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事物现象的执着。“法”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知识的、思维的、理论的、行为的,等等,所有宇宙的一切,心、物各种的现象、作用,都是“法”,用一个“法”字来概括它。我们都喜欢执着,认为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有固定不变的性质,就抓住不放。其实“我执”是“法执”的一种,因为我们一动念就困在我执上,最常用的,所以把它单列出来。这个我执和法执是怎么来的呢?下边用“认知坐标”的比方来说明。

我们认知自己或者环境事物时,思维是怎么运作、怎么工作的?我们拿数学上的坐标来比方说明。最简单的坐标是一个横轴、一个纵轴,一横一竖,交叉像一个“十”字这样,数学上叫X轴、Y轴,中间有一个交叉的“原点”。所有的事物,可以标在横轴纵轴不同尺寸连线的交叉点,就像我们下围棋那个棋盘,每一个交叉点可以对应一个“我”或者“法”,代表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道理、知识、行为等等。在思维的发生过程中,“我”其实就是那个“原点”。像笛卡尔讲的,“我思故我在”,他讲对了一半。我们刚才讲到,思维是后天起来的,是依赖于觉性起来的。在你思考的时候,我思故我在,好像有个“我”存在,可是我不思的时候“我”在哪里?可见这个“我”是思维出来的。为什么会思维出来一个“我”?当然你说因为有这个身体在。身体是一个业报,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最原始的起点。而且身体随时新陈代谢,随时变化,“我”怎么没变呢?

我们静下来体会,观察起心动念。一动念思惟,就有个认知的起点。认知事物首先有一个思惟的起点、立足点,它就是思维坐标的“原点”。思惟的这个出发点、立足点,就是起心动念的本位立场,我们习惯上叫它为“我”,英语里面叫“I”。它就是这么一个出发点,一起心动念就有一个立足点、出发点,这个就是认知的原点、起点。可是你把这个认知的原点、出发点、立足点,当成了固定不变的有灵魂的东西,这是一个误解,这是后天思维的错误认知,但却被我们一直执着,当成真的了。把“妄”变成真,变成了一个牢笼,一个困惑。这个就是“我执”了。你说它有“我”吗?有“我”,它充其量就是一个认知的立场、起点、出发点,是认知坐标的原点。而这个思维认知的坐标其实是假设的,它不是一个天然就存在的东西,它是后天起来的相对思维的凭借工具。所以,“我”是后天假设的观念,习以为常了,变成“我执”。本来无我。早期翻译《杂阿含经》时,不用“无我”,而用“非我”。“无我”侧重讲“我”是后来假设加上去的观念,本来没有的。“非我”既讲了本来无我,又讲了起心动念时,凭空假立假设了一个思维的起点、立足点。

横轴纵轴,你可以把一个轴标为时间,另一个轴标为空间,时空交叉点不同,产生的事物就不一样,缘起就不一样。比如今天农历二月二,我们在这里,时间是这个时间,空间是上海恒南书院,产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就在坐标系上定位了。它是这么一个认知,回头它又变了,时间马上过去了,空间也变了,散会了,大家都走了,也就变掉了。

你也可以把感觉和思辨当做横轴和纵轴。所谓感觉,包括了眼耳鼻舌身的觉知,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嘴巴舌头尝到的、身体感觉到的,它总归是个感觉,它可以作为一个轴。另外一个轴就是思维思辨,就是意识起来,分析判断这些感觉怎么样,我饿了,渴了,紧张了,愉快了,生病啊,健康啊,都是根据感觉来思维辨别的,纵轴就起作用了。所有人的知识和思维,其实就是这么个认知的坐标。简单的比方就是这样。

可是这个坐标是怎么来的呢?是凭空假设的。就像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里面,它是凭空吊在那里的,通过各种的引力也好、排斥力也好、星际之间力的作用也好,它是凭空吊在这里的。整个宇宙里面,所有我们看到的显性物质、暗物质、暗能量,全是在虚空里面的。我们的认知也一样,都是凭空起来的。在我们没有起思维之前,这个觉性照见一切,它等于虚空一样,包容一切。当我们起来了思维,有一个从“我”出发的时空交叉认知坐标,接着觉知、感觉、思辨,判断了这样那样的事物,认为它存在,就变成了一个“法”,形成对“法”的认知,做了一个结论,这就是所谓的知识。这些东西都存在于觉性之中,也可以说是存在物理的虚空之中,这个觉性和物理的虚空是不二的。物理的虚空,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觉性照见它之后,才认知它有一个虚空,有一个宇宙。所以整个宇宙也好、物理的或心理的东西也好,都在这个觉性的里面,而不是外面。如果在外面的话,你不会觉知到它的存在。

说到时空,它本身也是一个妄想执着,也是一个思维的陷阱。时间存在吗?其实时间是我们根据空间现象比较而产生的假设观念。根据什么?例如根据太阳、月亮与地球的相对运行,有了昼夜明暗等等空间现象。或者一个事物的开始到消失,也是空间现象。根据空间现象,我们产生了日月年等等时间观念。再比如我们的生老病死,一个小孩的肉体,从受精卵一点点长大,乃至到老死化成灰烬,这是空间现象。每天我们脸上长了胡子要刮、相貌身体变老,这是空间现象。因为这个空间现象的相对比较,我们产生了生、老、死的时间概念。再比如什么是病?病是不舒服。不舒服是怎么回事?是整个身体生理感觉上的失衡而已。本来没有“病”这个观念,它就是生理感觉的不平衡。失衡了,不调和了,所以你觉得不舒服,我们给它个代号叫做“疾”或者“病”,这是我们后天加上去的概念标签。空间现象是感觉来的,感觉的基础是觉性。再比如快乐时,觉得时间过得快,痛苦时感觉时间好慢,这是心理时间,也是由感觉而来,同时还加上了欲望。因为希望快乐长久一点,所以感觉过得太快了。痛苦烦恼的,希望快快结束,所以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所有的知识都是思维的结果,也是后天贴上去的标签。时间是根据空间感觉比较、根据心身感觉比较而假设的观念。那么空间存在吗?你说我们这个空间,这个房子盖好了,把我们和虚空隔开了吗?好像隔开了,其实没隔开。你把房子拆掉了,虚空还在那里,虚空没有因为房子的有无而增加一分、减少一分。所以整个物理世界和虚空是不二的,物理世界并没有占领虚空的空间。如果说虚空可以被物理世界占领的话,物理世界毁掉了一个东西,那块虚空就应该不存在了。而如果物理的虚空与觉性是分开的话,我们也不会感知有物理世界的存在。所以宇宙与觉性也是不二的。所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心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后面的“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是一样,整个觉性和思维,和所觉知、所思维的内容其实都是不二的。不然的话,它就不会相互知道,也不会相互发生关系。

这个认知坐标代表了我们认知自己和世界的过程,代表了我们思维和知识的缘起。所有的思维与知识,都是我们的凭空假设,凭觉性对所觉境界产生的辨别和判断。包括宗教、哲学、科学的思维与知识在内,都属于这个范围。而所觉境界与觉性本身是不二的,并不在觉性以外,所以能觉所觉不二。我执法执是所觉境界,也不离觉性而存在,与觉性也是不二的。所以,我执法执并无实体,本来空幻,虚妄不实。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而言的。因缘一变,它的环境条件一变,它也变了,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和知识,所以叫“缘起性空”。所有的因缘是相对的,这些因缘形成的事物、现象、作用,它不是恒定的,不是永恒的,所以叫“无常”。每一个缘又受制于其他因缘的改变,十方连环,无穷无尽,普遍互动的,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独立存在的事物或现象。

 

解脱思维的陷阱

所以,法执和我执,它就是把凭空假设、缘起性空的东西当真而执迷了。因为当真了,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以来,我们太执迷了,想抓住不放,所以越来越困在“自我”里面,困在种种境界里面,越来越渺小,困在这个业报身里面无法解脱,困在色、受、想、行、识五蕴牢笼,困在贪、瞋、痴、慢、疑,以及各种错误观念,各种欲望烦恼里面,超脱不了。说到底,也就是困在思维的重重陷阱里面,作茧自缚。所以觉知的能力、范围,也困在这个渺小的范围。

所谓觉悟,就是看破思维的重重陷阱,不受这个骗,不受我执法执的骗,觉性本来在这里,不需要去找。

所谓修行,就是不断反省,随时修正错误的身口意行为,转恶为善,转善为净,从我执法执里面逐渐解脱出来。

所谓定境,可以说是深度的宁静。做什么用的呢?宁静致远,宁静下来可以看清楚,散乱的时候看不清的,看不清内心也看不清外界,当然会陷入种种的思维陷阱。“禅定”又不同了,不是普通的定境。禅定也称“正思维修”、“静虑”。正思维修,是纠正错误思维、跳出思维陷阱的修养。“静虑”,是来自《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翻译佛经时借用儒家的,所以说儒释道的学问很多是天然相通的。换言之,“禅定”“静虑”就是止观与定慧之学,还不止是定力,还有智慧,定慧等持的,才是真正的禅定。“虑”就是观慧,观察观照,“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深度宁静之后的观察观照,可以开发智慧了。“止”的修养是万念归一,专一在一个目标上,把我们心猿意马满天飞的思维妄想暂时拴在一缘上,停下来歇息一下,宁静下来,安定下来,就是定境了。定境有很多种。而我们的觉性,它本来就在那里,并没有丢失,它在这个妄想暂停的空档,自然会呈现,可以启发我们。

可是如果把专一的定境当做究竟了,那又困在定上,就难以自证本觉了。那样的话,一出定又困在种种思维的陷阱上了。若不能借助定境来自证本觉,就要在安定下来后,观察、观照内心,一则可以反省思维与知识本身,看破思维的把戏,破除种种思维和知识的迷惑。二则可以练习无分别无分析无判断的观照,观照内心,也可以身心内外一体观照,这种观照的修习,机缘成熟时,会忽然明白一些根本问题,这不是思维、分别来的,这是般若智慧的显露了。这样修习下去,渐渐会破除我执法执的思维陷阱。这样去反复观察、练习,就可以不断突破,不断进步。

为什么要反复观察练习?因为无始以来,我们在思维的陷阱里面打滚太久太习惯了,根深蒂固,习以为常,不是冰冻三尺,而是冰冻万丈,需要反复练习来融化它、解脱它,需要随时善护念、慎独,随时从起心动念处注意了。这就是所谓“修行”的过程,也是恢复生命本来面目的过程,不断地把颠倒的思维“化”导为正思维、正觉。这个过程,也是解脱“见思惑”九十八结使的过程。

 

魍魉的思维

思维、知识都是凭空界定的,相对而言的,它的特点就像盲人摸象。盲人摸象是佛经里的故事,六个盲人在摸大象,然后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这些盲人就是我们,就是众生。所谓六个人,也等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你也可以说等于我们中国古代那个混沌的故事,混沌被开了七窍之后,就流血死了。混沌是先天浑成的一个东西,本来天然一体。可是我们后天通过七窍来感觉,加上思维,困在我执和法执上,混沌就七窍流血死掉了,因为破坏了先天不二的境界。可是我们都把自我和一切的知识很当真,你认为这个事情、知识、理论是真的,他认为这个是假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互不同意闹意见,谁也不服谁。或者认同一部分,达成暂时的共识。思维与知识的盲人摸象性、相对性,决定了各种思维与知识之间,永远会相互矛盾、相互打架的。人们不可能自然统一思想,沟通很困难的,能听进且听懂彼此的话也不容易,一百个人在一起会有五百个意见。每个人的程度、认知角度也不同,思想当然不同。知识也永远在更新,旧的被推翻,新的变旧的。

再比如庄子讲的刻舟求剑,为什么讲刻舟求剑?我们当下觉性照见境界的时候,马上起心动念,用一个假设的坐标来思维判断事物。在做思维判断的时候,其实所判断的那些对象的因缘已经改变了,它在当下已经变了。每件事物都不是一个缘、一个条件,它是多个因缘条件,而每一个条件又受制于其他的因缘条件,互动的,无穷联系而互动的。所以所有的认知、思维、知识、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没有例外。

我们所思维的对象、境界都是无常的,可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会把它定格在那里,假设它是不变的,或者假设一部分是不变的。这种思维方法本身就是把假设当真,自欺欺人。思维的结果,也就是知识,那更是魍魉了。为什么讲到魍魉?魍魉是影子的影子,是《庄子》里面的比喻。思维是一个工具,认知工具,它产生了一个结果叫知识。思维是依据觉性起来的一个作用,如果把觉性比作身体的话,思维就是觉性的影子,思维的产品——知识,就是影子的影子了——魍魉。我们平时就是被影子和魍魉牵着鼻子走,身体跟着影子和魍魉在跑,你说颠倒不颠倒,冤枉不冤枉?还有魍魉的魍魉,比如道听途说,比如谣言,今天这个八卦一下,明天那个八卦一下,越传越面目全非了。比如今天我们这场活动,散会以后每个人回家复述一下,今天那场会,大家都讲了些什么呀?哪些人来啊?管保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所谓历史

所谓历史也是这样。你说历史是怎么样的,史书记载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按照某个标准选择某方面最重要的记录,其余的大部分事情没有记录进去,而且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每个人的认知角度又不同,程度不同,资料不同,所以不同的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西方有人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给她怎么化妆,她就是什么样子,这话有他一定的道理,也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诸多问题。全世界最为重视历史记载,最为严格讲求趋近真实与公正的,最反对“曲笔”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而且中国的史学是世界上唯一数千年连续不断的。

讲到历史,就牵涉到考古、考据的问题。前天我看到一个笑话,讲两个乌龟在地上比定力,谁先动谁就输了。两个趴了很久都没动。后来过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甲骨文的专家。他说:“看,这只乌龟背上有甲骨文,我判断这只乌龟至少死了三四千年了。”另外一只身上没有甲骨文的乌龟就说:“啊!你这个该死的!死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一动不敢动。”结果旁边这个乌龟就说了:“你真笨,专家的话你也听?”哈,我讲这个笑话不是讽刺专家,而是说要尊重专家,但不要迷信专家。专家在他熟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多,在他不熟悉的领域研究得可能比较少。但是所谓领域内和领域外并非隔断的,事物的缘起是普遍联系的,也是无常的,存在的变数与可能性很多。即便在他熟悉的领域,即便他是权威,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而且同一领域的不同专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也很寻常。而且如前所述,也往往跳不出盲人摸象、刻舟求剑的大窠臼。所以对于专家、权威的判断,应当重视,应当尊重,人家毕竟比外行研究得多,但是也不要迷信,不能绝对化。专家也是普通人,不过某方面研究得多些。也因此,对专家不能要求太高,不能求全责备,把专家等同于正确、真理,那专家们的责任和压力就太超负荷了。同理,考据、考古资料也很重要,但是不要绝对化。尤其对历史的考古、考据,其损失掉的信息量是绝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考据到的信息只是小部分。

很多人看过电影《罗生门》,就知道审案子下判断有多么难,那还是刚发生的案子,当堂对质,还不是古代的案子呢。我是学法律的,发现一个案子审起来真的要很严谨很小心,一不留神就错判了。我在检察院工作过。检察院第一个部门是批捕科,决定是否逮捕案犯的科室。公安局转过来的刑事案子,到我们这里审查。公安局已经审几次了,所有的统统调查个底朝天,最后决定立案,再移交到检察院。第一步要我们判断是否批准逮捕,我们要全部重新来过,不要受公安局的影响,全部的人证、物证反复地调查、提审等等。确实够格逮捕的,请检察长签发逮捕令。然后转移案卷到检察院的起诉科,起诉科在移交给法院之前,还要重复同样的调查审问过程,也是独立的,不受公安局或批捕科的影响。为什么这样?就是要减少错误的发生,减少冤枉人的事件发生。到法院后,又要重新调查审问,反反复复。最后到当庭审判的时候,还要人证、物证拿出来,当庭审问、作证、辩论。所以审一个案子,程序设计得力求严谨,就是为了防止出现错判。可是照样会有冤假错案发生,即便不是徇私枉法,也会有错判的时候。所以准确判断一件事情非常的不简单。

其实绝大部分人平时的思维习惯,都是凭一点资料,或凭一面之词,或凭道听途说,就轻率地给一件事下结论。或凭一点野史,或简单读了一些正史,就简单粗暴地给历史下个结论,很不负责任,可是影响了很多人,以讹传讹,贻害不浅。要读懂历史是很不容易的,人生很多领域的事我们往往并未经历过,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甘苦与深浅,对人性的复杂也没有了解,既不自知也不知人,仅仅是凭一些观念或书生意气来看历史,哪里会真懂历史呢,一定曲解误解的。有的则是以现代的观念来看待古代史,有的是专从某个角度来看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偏见。这些都是思维的陷阱。

现在听说有人想重新写古代史或近现代史,仅凭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或者凭现代的观念去衡量古代,就可以窥见真实的历史吗?问题恐怕不少。但它可以代表了作者个人的认知与观点,如果命名为“某人的史观”就比较恰当,可以给人参考了。俗话说,“土地若能言,舆师面如土。腑脏若能言,医师面如土”,舆师就是风水师。你也可以说“历史若能言,史家面如土。事实若能言,舆论面如土”。写历史要搜集资料,搜集不到的资料,遗失的资料,是大部分。即便是搜集到的资料里面,人的主观偏见、误解、曲解,占了多大成分?都是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比如在南老师身边做事或常走动的人,对南老师了解多少?每个人如果口述历史的话,有多少偏差?有多少误会与曲解?一定少不了。因为每个人接触的片段、侧面、时间段不同,每个人的内在程度、认知偏差和心理状态都不同,动机也不同,认知与记忆也会出差错,甚至完全错误。可是旁人听了、看了,会信以为真,理由就是所谓“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你太太儿女了解你多少?同事朋友了解你多少?每个人口述你的历史,都会讲出很多,可是你听了,一定有很多的不同意。所以说“人生难得一知己”。还有句话叫“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很多话没法讲给别人听的,别人当然不会了解。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积阴德”和“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室”的教育,自己做了好事不肯说的,别人做了一分好事可能会被捧成十分,坏事却被隐瞒,这也是常有的事。同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事也常有,道听途说或造谣流行是常事,因为人性弱点如此,爱八卦,传谣时背后还有种种心理在作怪。所以世间事很不简单,历史哪有那么简单。你说根据某人说了什么,判断历史就是那样的,他没说的还多着呢,已经说的也要打几个问号,未必如字面意思那般。

像很多人希望南老师写自传,可是他老人家最后说,古今中外的传记当作故事看比较好,不要太当真。尤其是自传,人们大都会把自己写得光鲜,丑陋的不愿写,而且记忆也会出差错。回顾一生,真话有很多不能讲,讲了很多人或人家后代脸上不好看,人家也要生活的。可是,假话又不愿说。所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老人家前几年有首诗:“九十余年怀旧,俱同落叶纷纷。高明庸俗尽灰尘,何处留痕。细思量,是非人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本是无真。但苍茫四顾,那得容心。”

 

缘起与界定的反思

讲到思维、知识,所有的思维、知识,连同五花八门的境界,其本身也是无常的。思想、起心动念是留不住的,每个念头马上过去了。我们所认知的对象也是境界,也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缘起性空的。每个东西是多种条件凑合的,可是你抓不住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世界上最稳定的物质是什么?是黄金。所以它可以被当做硬通货。黄金是什么东西?现代物理学认为,金元素哪来的?要有太阳那样的压力和温度,才可以形成金元素。可是如果超过太阳的温度和压力,金元素就解体了。所以世界上你还找不出一个不变的东西,除了觉性以外,其他的东西都是缘起性空的,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个性。所谓个性,每个人都有个性的格局,所以叫性格,它就是长期的习惯,思维习惯、情绪习惯、身体禀赋等等,综合起来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执着境界。稳定在哪儿?稳定在我们执着它,太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路径依赖相当坚固,所以很难改变。修行是要改变这些东西,所以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它是无始以来形成的习惯集合。但是它也是缘起性空的,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们的个性有没有变化?有,绝对有变化,当然很多方面也很顽固,但是程度不同了。我们的身体变了没有?变了,都变了,身体随时在变。除了觉性依旧,其他全变了,所以身体与个性也是缘起性空的。

科学、哲学、逻辑、文学、艺术、情绪、身体,环境,文明,乃至整个宇宙的各种现象,都在缘起的范围里。这个缘起是怎么缘起的?甲和乙怎么就发生化学反应了?怎么就产生物理反应了?这个缘,我们可以翻译成另一个词,叫“条件”、“因素”。某个因素跟某个因素之间,某个条件跟某个条件之间,怎么就产生反应了呢?像陈总弄的防火板,把矿石怎么就变成了防火板?加工是怎么完成的?再比如,念头之间,思维之间,逻辑之间,情绪之间,情绪与思想之间的互动,思想情绪与生理之间的互动,起心动念与说话、与身体行为的互动,这些因缘之间都是怎么产生关系的?

我们回到总归的概念,这一切的因素、条件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总归为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缘起”。不管是有逻辑还是没逻辑,包括物理的、生理的、思维的、精神的,只要属于有为的(有所作为的)作用,一切有为法的范围,都是缘起的,都是因缘条件相互配合起来的。

可是我们要思考,所有的事物、现象、作用,也即所有的缘,每个缘是独立的吗?如果每个缘真的是独立的,就不会发生缘起了,不会发生关系,不会有逻辑关系,一加一不会等于二的。可是你说它不是独立的吗?为什么它好像又是一个独立的条件或因素?

我们回到刚才认知的坐标。从横轴纵轴分别拉一条线出来,变成一个交叉点,就对应一个法,代表物质或精神现象。这个认知可以说是一个界定、定位。知识也是界定出来的。所有的知识都有它的定义,有它的内涵和外延,统归为界定。界定就是划分一个界限,区别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同小孩课桌上画三八线一样道理,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也是一个界定。所有的知识和思维都是在界定,可是这个界定是相对的、假设的。所以缘起这个概念也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种种对象而产生的、相比较而言的一个东西,叫做缘,叫做起,生住异灭等等,都是相对的。可是每个缘真的是独立的吗?如果真的是独立的、有界限的,彼此就不会发生关系了。

比如说,我跟你们在座各位之间是有界限的吗?看上去绝对有界限,我是我,你是你。可是我们这个界限如果是真实的话,你不会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我也不会知道有你存在。界限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实的,彼此之间就彻底隔断了,不会发生关系的,不会有缘起存在。所以界限是相对的表象,是假设的。所有的界,本身就是缘起性空的,并非固定不变。每个缘本身也是缘起性空的,受制于其他因缘,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所以,平时我们习惯了先认为种种事物现象的各自独立,然后各自独立的东西彼此之间发生关系。其实这里面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逻辑不能自洽,不能自圆其说的,有界又非界,非界又有界,独立又不独立,不独立又独立,黑就是白,白就是黑,自相矛盾。包括逻辑本身,也是缘起的,也有界非界的自相矛盾。说到底,逻辑本身也是无法自洽的。

我们刚才讲到缘起性空,并不是缘起了就有,缘灭了才空。而是缘起与性空不二,缘起本身就性空,没有永恒不变的体性、自性、性质,所以才能缘起,不空就不能缘起缘灭了。缘起性空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各种因缘聚合而无常,因缘起灭,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存在,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性质)存在;每个缘本身也是缘起的,与其它条件互动生灭,没有自性。这是第一层意思。深一层的话,每一个缘本身也是假象,没有独立的缘存在,所谓独立是相对而言的假设界定,这个独立的界限并不真实存在。所以缘与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相对的假象、幻象,可是我们把假象、幻象当真了。所有的缘和缘起,并非超出先天觉性的范围之外,所以才能够被感知被认知,才能够被分辨被分界,才能相对地比较,认为它有个缘起或缘灭。所以一切界,一切界限、界别,知识的界限、思维的界限、逻辑的界限、物理物质的界限、心理的界限、心理与物理的界限,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所谓十八界,等等,是相对而言的,假设独立的,并非真的隔断了。也可以说是虚妄不实,并非固定不变的,缘起性空,无常的。可是它可以起用,可以产生这些缘起的作用。这些假象、幻象、缘起,都是所觉的内容,都在觉性照见的范围内。只不过我们无始以来困在我执法执上,太着相了,所以困在狭窄的所知量内,困在思维和知识的陷阱内、种种界限内,困在五蕴八识里面,困在贪、瞋、痴、慢、疑、恶见里面,被这一切的界限限制住了,不得解脱。缘起都是所知量,五蕴八识都是所知量,所知量有界限的,但界限是相对的,变化的,《楞严经》叫“应所知量,循业发现,宁有方所”。困在自己执着的界限内,就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哪里会有自由感呢?心身都没有自由感,都是困惑,所以总想追求自由。佛说“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而重重无尽的“界”,使我们如同一滴脱离大海的水滴,很快就干涸了,枉受生死轮回之苦。

我们不妨把一切归纳为“心与境”,一切境界是心的所知所觉,心是能够照见境界的觉性。可是所觉知的境界也没有脱离心而独立存在,心与境如果是两个东西的话,心不会知道有境界存在,所以心境不二。

我们执着有境界实存,有我,有众生,有时间空间等等,这些都是法执,也是我执,所谓“人我执、法我执”。各自执着不同,所以我们的果报也千差万别,被这些界限困得不得了。每一个细胞,每一个DNA里面都有很多界,都是念念作茧自缚感应来的。

心和境,在“道”的层面上是不二的。空和有,也是不二的。见和相也是不二的。唯识学讲的八个识,每一个识里面都有见分和相分,就是能知和所知两部分,和刚才讲的心和境相似道理。能知和所知,如果是两个东西,能知不会知道所知的存在。所以见和相,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不二的。见就在相中,见因相而见,因为觉知了现象才知道觉性的存在。相就在见中,相因见而相,因为有觉性才觉知现象的幻化。

同理,缘起和性空也是不二的。华严经讲“一真法界”,全体皆真,全体不二,全体圆觉境界,常乐我净,一切都圆满的。可是我们因为认知的无明,无明就是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困在我执法执的思维陷阱里,困在种种所知量里,困在一切界限里,所以变成了这样一个重重困住而不得自在的烦恼境界。解铃还须系铃人,哪里跌倒哪里爬。一切解脱,都得从当下一念无明的解脱开始。

 

诸漏皆苦

刚才讲的不二境界是“道”的境界。所有众生的后天境界,是“道失而后德”以后的事了。迷惑了,没有真觉悟,所以产生种种颠倒妄想执着境界,进入相对的二元境界执着了。为什么讲德?德,已经是有对象了,自己与对象之间相对、对待而产生的。德、仁、义、礼、智、信、法等,全是有对象的。贪、瞋、痴、慢、疑、恶见,也是有对象的,都陷在二元世界里转。

在一真法界、不二境界里面,它没有对象,没有相对的境界执着。所以,贪无处存身,贪、瞋、痴、慢、疑、恶见都无处存身。德、仁、义、礼、智、信、法这些东西,在一真法界里用不到,因为它天然的合于道。换言之,在一真法界的境界里,我执法执会渐渐销解,渐渐转八识成四智,行为渐渐自然的合于道,德仁义礼智信自在其中。

所以后天境界里面,执着相对的二元境界了,就困在我执、法执里面,被自己捉弄了。所以叫“诸漏皆苦”。佛法讲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代表了宇宙一切现象、作用是无常的,变化的。“诸法无我”,宇宙一切心理的、物理的现象、作用,是缘起性空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所谓“无主宰,非自然”,没有一个主宰,也不是自己本来如此的。“涅槃寂静”,代表修行成功,超越了一切妄想执着,解脱了一切思维陷阱,证入不生不灭的道体本身。“诸漏皆苦”,这个漏是什么?就是智慧的渗漏。所谓“漏”是个比方,因为无明,不明白,糊里糊涂的,所以迷惑在种种思维陷阱里面,变成一切苦恼的来源。本来的觉性智慧是先天的生命财富,可是没有善加利用,仿佛都漏掉了。为什么会苦?因为它在错误的认知基础上去执着,所执着的东西,是缘起性空的,无常的。我们却认为它是永恒的,实有的,处处抓着不放,可是它根底上是空的,缘起无常的,抓无常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不如意了。所以不管什么社会,不管哪个民族,不管什么时代,或者什么制度,只要我们陷在这些个思维陷阱里面,永远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一定如此。为什么?因为跟无常较劲,希望无常变为常,希望缘起性空的东西不空,所以从起心动念的根上就颠倒迷惑了,南辕北辙。根子就错了,苦瓜连根苦,根上就是苦的,就是虚妄、误解、误会,把假设的当真了,于无常的东西非去执迷不可,或者于无常而求永恒,完全是颠倒妄想,所以它一定是苦的。它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心有千千结”的境界,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烦恼。

哪些烦恼呢?比如“贪、瞋、痴、慢、疑、恶见”。

“贪”,贪念,心里想抓个东西,抓个境界。不抓就感到不安、恐惧,好像吊在悬崖边,不抓就掉进万丈深渊一样。贪婪,贪恋,喜爱,爱好,期望,希望,企求,恋慕,渴望,渴求,占有欲,贪求名利财色,等等,都是贪的范围。

“瞋”,抓不到,抓不牢,抓不够,达不到愿望,都会起瞋心。讨厌,反感,憎恨,不开心,恶心,生气,失望,无奈,嫌恶,生气,愤怒,易怒,恼怒,怨恨,埋怨,怨怼,愤懑,敌对,敌视,报复心,忿忿不平,脾气暴躁,等等,都是瞋的范围。

“痴”,也就是无明,不明白,懵懂的,糊涂的,没有智慧的光明。愚蠢,愚痴,迟钝,迷惑,偏见,邪见,迷信,等等,都是痴的范围。

“慢”,傲慢,骄慢,觉得自己了不起,或者过分的清高,孤高自赏。自卑也是“慢”的一种,是傲慢的反面。傲慢的人一定自卑的,他用傲慢来平衡自卑。自负,自卑,自大,骄傲,傲慢,自恋,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都是“慢”的范围,也是“痴”的演变。

“疑”,怀疑,永远在怀疑。我们就像盲人一样,拿着探杆往前走,我们的思维就是那个探杆,下一步能不能走,要用探杆去探一探,不然的话就怀疑、恐惧,探一下觉得踏实,可以走,就是信。疑和信是相对的,你相信这一步可以踏出去,下一步呢?搞不清的话,又得探查。所以人类经济上的活动、贸易等等,是靠信用维持。金融也是靠信用维持,政治也是靠信用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靠信用维持,没有信用的话就垮掉的。“疑”和“信”永远并存,人不可能永远在疑的境界,那样会焦虑致死,会疯狂掉的。所以它永远在疑和信中间选择,不然走不下去。

“恶见”,就是错误见解,甚至非常极端的看法。粗分包括五大类见解。第一类,身见,我们随时被身体观念困住,把身体等同于生命本身,一辈子为了身体忙,最后它还是坏掉的。第二类,边见,一切偏见都属于边见,偏一边了。比如有的认为人死如灯灭,有的认为有个自我的灵魂生生世世持续不断,其实“灵魂”是我执的作用。有的认为世界完全是物质的,由微粒子构成的。有的认为世界完全是精神的。有的认为一切是空的,不是有的。有的认为一切是有的,不是空的。有的认为民主了就一切都OK了,有的认为市场就是万灵丹。有的认为只需要法治,不需要德治。有的认为只需要德治,不需要法治。有的认为中国文化什么都好。有的认为中国文化什么都落后的。有的认为中国的民族性先天就低人一等,西方民族就天然高人一等……第三类,邪见,比如不信因果。其实因果很复杂,宇宙一切事物、作用,都有因果在里面。最简单的因果关系,可以用“因为……所以……”来表达。想要研究科学,就处处离不开因果关系。再比如,认为彻底打倒中国历史文化,全盘西化就对了。种种邪见我们常常遇到的。第四类,戒禁取见,以为不遵照某种规则就绝对不可能达到目的。比如只有吃素才会得道。吃素当然好,有益于健康,而且还减少杀生。但是与得道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五类,见取见,把一个见解抓住不放,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的,别人的一定不对。比如自己认定的理论、知识、路线,或者自己的宗教,自己崇拜的神,就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是唯一的,完全排他。世间几乎一切的思想、知识、理论,几乎都在这五大类“见惑”里面。

再比如“恐惧”,《心经》里唯一讲到的情绪就是恐怖、恐惧,“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为什么会恐惧?因为无明。我们像盲人一样,周围情况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所以恐惧。再比如做生意,这个人可不可以合作?会不会骗我?这单生意会不会赔钱啊?恐惧。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相算命?因为恐惧,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担心未来。

“忿、恨”,忿是心里有气,又憋在里面不发出来。恨是憎恨了。

“恼”,气恼的恼,比如听某人说几句话,他就恼了。

“覆”,是隐藏、覆盖。比如做点坏事,怕别人知道,隐藏起来,表面上装作无事,这是覆。

“诳”,欺诳。

“谄”,谄媚、巴结、逢迎。

“骄”,骄傲、骄慢。

“害”,害人。比如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看到小动物,蚂蚁、小鸟、青蛙、老鼠、猫狗呀,就要折磨它玩,把它害死,这是“害”的心理习惯。

还有“嫉”,嫉妒,看不得人家好。

“悭”,悭吝、吝啬。

“无惭无愧”,做所有坏事、错事的时候,同时都伴随着无惭无愧,没有羞耻心。管子(管仲)当年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国家的国民要有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都没有了,变成无耻了,国家就乱象频生。现在外面的环境,有点这个意思,不少是无耻者无畏,无知者无畏,无聊者无畏。

“不正知”,就是不能正确地了解认知,刚才我们讲的思维陷阱全在里面。

“不信”,明明真有道理的,他却不信,或者根本没有想了解的愿望,就用“不信”来拒绝了解,反而变成了另一种迷信。

“懈怠”,我们随时都会懈怠的。

“放逸”,我们也随时放任自己的,任性,随便自己了,甚至放纵自己。

“昏沉”,精神不够用了。

“掉举”,我们想专一宁定下来,可是念头波动的,上上下下的,定不住。

“散乱”,我们平常都在这个境界里面,心猿意马满天飞,思想一会到北京了,一会儿到上海了,一会到太空了。

“失念”,就是忘记。学习、科研、医疗、生产,乃至做任何事情,想要做得好,都需要专心致志,不能心猿意马拿东忘西的。再比如,各家各种修行法门,都需要专心,念念如此,才会有扎实的进步。例如佛法的很多修行法门,都有个“念”字,念安般、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死、念休息、念白骨,等等,都有个“念”字。你看念珠,每个念珠都代表一个念头,中间那条线就是修行的方法,要每个念都贯穿在这个方法上面才能成功,也就是“系心一缘,事无不办”。念珠是提醒我们这个的。可是我们都是断线的,断线的思维,念头都乱跑的,所以不成功。等于念珠线断了,珠子撒了一地,到处乱滚。失念,包括了忘记,也包括了断念,不能念念连续在一缘上,也是忘记的一种。

再比如喜、怒、哀、乐、忧、愁、悲、怨、郁闷、躁狂,现在常见的是抑郁、焦虑与躁狂。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信息化了,交通也方便,技术越来越发达,所以一切的交流空前方便,变数也越来越多,因此加速了各种缘起与无常,无常越来越迅速,变数随时都有,越来越难以把握变化。不论是个人的工作、生活、家庭,还是企业、社会、国家,变数都空前增多,好像一不留神哪个企业甚至行业就被“颠覆”了,当然机会也空前增多了。一方面,因为信息量加大,欲望被空前刺激,很多胃口被调动起来,可是很多都实现不了。另一方面,无常迅速,变化太快,想把握局面越来越困难。所以,焦虑、不如意就大大增加了。而且我们习惯跟无常较劲,希望无常变成常,变成永恒。跟缘起性空较劲,认为都是实在的,去抓,越抓越抓不住,就越发不如意,所以焦虑不断。处理不好,时间一长,就变抑郁或躁狂了,或者变成其他的心理问题。现在欧美登记的心理障碍比例是20%,平均5个人里面就有1个有明显心理障碍。亚洲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是这个时代的世界问题。南老师几十年前就判断21世纪的顽症不是癌症,而是精神疾病。现在看来是势所必至,这是时代的因果。

再比如像诸位做企业,乃至任何一个人从事政治也好,做金融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好,你每天都要去努力,每天都要勤奋。为什么?它缘起性空无常的,你不努力它马上就变了。那个因缘你不努力它也变,你努力它也变。你不努力的时候,它来变你,逼迫你,你就会非常被动。所以你每天都要观察,什么东西变了,哪些条件变了,内在外在的,都要去应对,要努力。

这个时代更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因此就更需要应变能力。越来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了。有些人在找一劳永逸的社会制度,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一劳永逸的什么什么,永远找不到的。有的只是相对使国家、社会或者企业安定繁荣一段的办法。当然需要法治、制度来帮忙,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制度化、自动化、机械化,你必须随时注意各种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可是从领导到职员,每个人也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变数,都不是圣人。所以不可能存在永远的安定繁荣上升,一定是波动的,起起落落,成成败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永远是破坏容易建设难。因为无常和缘起性空的规律本身,就是个大势,就会解构一切,对抗我们的美好愿望和努力,更何况还有来自人们自身的弱点和破坏力量呢。

所以,想要建设并且维护一个好的局面,非常的不容易,需要大家共同坚持不懈的努力。可是不如意和破坏永远存在,无常永远存在,无常就是天然的大势,所以人永远对现实不满。不论你搞了什么先进社会,搞了什么好的体制,搞了什么优秀模式,人永远是不满的。每个人对自己命运不满,对社会、对国家、对同事、对父母、甚至对老师、对老婆、对孩子都是不满的,对自己也是不满的。因为几乎一切都不是按我们所期望的去发展,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主宰不了局面,除了因为缘起性空、无常、本无主宰以外,还有各种愿望和努力往往彼此就是矛盾的。而且只要我们还困在思维的陷阱里面,自发的种种困惑、不满和不自由感,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如影随形。

前面讲的从“贪、瞋、痴、慢、疑”一直下来,那么多的心理,都是来自思维的陷阱,来自“道失而后德……”的二元境界。这还是简单说,而且都是最常见的,详细分析就更多了。这些人性的特点,古今中外,不论哪个民族种族的人,或者受没受过教育,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的,根深蒂固,如影随形,程度强弱每人各有不同而已,可以说是人性的痼疾,其来源,就是我执与法执。

我执与法执,是生命一切困惑烦恼痛苦的根源。这种透彻的认知,只有佛法和中国固有文化里有,西方文化或其他文化里没有这个认知。换言之,西方文化或其他文化,包括其宗教、哲学、科学,也包括现代心理学、社会学在内,对人性的了解并不够深入,而且其起点就落在我执法执的范围内。

佛法很快融入中国文化,也是因为其与中国固有文化天然相通。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养性,注重求证同宇宙相通的生命大道,注重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懂得节制人欲,制约权力、技术与资本,是因为了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人性和天道有深刻的洞察,知道放纵人欲之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知道贪、嗔、痴、慢、疑、恶见……被放纵而大爆发,一方面必定促进物质生产、贸易繁荣与技术发明的发展发达,如同修出了种种神通一般。另一方面,因为人性痼疾被放纵,没有定力慧力的根基,必定被种种物欲和境界鼓荡蛊惑,精神问题必定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政治经济问题也会层出不穷。历史与现实,并未逃出古圣先贤的忠告,并未逃出人性的痼疾与思维的陷阱。

上述这些人性的问题哪个人没有?绝大部分人不会深入了解自己内心的,看不到这些。所以自知之明很难。可是不了解这些,也不可能了解别人。如果对人性人心这些根深蒂固的特点不了解,侈谈什么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历史学、管理学,基础都是虚浮的。哪一门学问是离开人的呢?自然科学也要人来研究来认知啊。离开了对人性的了解,所有学问的根都是虚浮不实的。

 

何以自处?

可是反过来去观照,如果从个人自觉本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空前的好时代。为什么这样说?过去太稳定了,所有的东西变化太慢,你讲缘起性空、讲无常,我们不在乎,我们没感觉,所以无法触动我们。但是今天的时代,讲缘起性空、讲无常,比较容易有体会。既然体会到缘起性空的,无常的,我们可以不去那么执着。减轻执着,烦恼自然就减少。好事坏事,都是无常的,好事来了不要太得意,坏事来了也不要太愁苦,都是无常的,都会过去的。而且也不要那么贪,贪多当然烦恼多,满足少,根本贪不过来的。只好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减少贪心,精简目标,一切俭化。比如有的人奉行极简主义,恢复到很简朴的生活方式,很好。如果内心也能俭化就更好了。内心俭化,反照自己,了解人性了解自己之后,会比较容易看清时代,看清方向,进一步可以懂得取舍,给自己一个俭化的心境,俭化的方向与目标,安身立命,然后尽人事而听天命,从容行止,任尔纷纭变化,坐看云卷云舒,自然就卸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和烦恼。进一步,如果能随时观察内外一切的无常、缘起性空,执迷与烦恼困惑自然就会渐渐减轻了。乃至最直接的,观察一切执迷、烦恼、困惑、苦乐本身,也是无常的,缘起性空的,所以不用怕,不用担心,不用恐惧,看着无常的它们自生自灭。一点一点就过渡到观自在、觉性现前的境界,逐渐可以安心自在了。由心不住于无常的一切,渐渐到心无挂碍,渐渐的,就走在“度一切苦厄”的光明大道上了。当然,要到这个程度,需要持续的练习,熟能生巧,习以为常才行,那是漫长的功夫。但是只要步入这个轨道,很快就会受益,烦恼会减轻,容易从烦恼困扰里面解脱出来,而且越熟练就越自在。

所以,看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时代。用到观无常上,观察一切的无常,从而放松执着,能够尽人事而听天命,尽心或尽力之后随缘,不受无常烦恼的骗,就可以越来越洒脱自在。以这样的修养来做事,才算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才可以出于污泥而不染,这样才有资格入世自利利他了。

把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用到观察身心内外一切的无常上,自然减轻执迷,多些洒脱自在。若有愿望,能进而练习观照五蕴八识无常,不住于无常,就会自然的逐渐的自觉本性,自证本觉,转识成智。

这是讲个人如何利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乃至安心立命。进一步,可以利他了。

 

理性与非理性

我们继续讲人性中的常见特点。人性中的特点,绝大部分是“非理性”的。我们喜欢讲理性,尤其近代以来的不少西方哲学家喜欢讲理性,甚至迷信理性。但是也有批评理性迷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反省看,包括这些哲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等等在内,大家的理性成分,在每天的起心动念里面,占了多大比例?其实绝大部分都是非理性的。为什么?受刚才所讲的种种思维陷阱所困惑,产生的种种烦恼,如影随形,随时出没。即使我们很有钱,可以买到想要的种种东西,或者买到一部分自由,但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或者跑到很优美清静的环境,或者到喜马拉雅山闭关,也一样,跑了十万八千里,我们逃不掉的还是内在这些问题。这是我们自心上的问题,影子一样,逃不掉的。所以理性的比例只是一小部分。一般讲的理性,就是逻辑严谨的思辨,思辨一部分问题可以,却很难用来自知,很难把控众多的非理性心理活动。很多时候,是理性被非理性所驱动,变成实现非理性目的的工具。而我们本具的觉性,是超越思辨和逻辑理性的,也超越一切无明烦恼的,但是大家“日用而不知”。可是思辨和逻辑理性,也是个有力的工具,有它的用途,每个人都需要这种修养,修养好了可以对治逻辑混乱的思想,帮忙平衡乱七八糟的情绪。倘若能以觉性照见思辨与逻辑理性,就可以用它,而不受它的骗。

再如“不自由感”,不自由感伴随着每个人的一辈子。所有人都在追求自由,“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个不自由感,只要我们仍陷在种种思维的陷阱里面,就永远存在。像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一样——五蕴(色、受、想、行、识)困住我们不得自由。可是五蕴是我们自己造的,用无明的思维陷阱所建造的。所谓“心猿意马”,孙悟空代表我们的意识,神通广大,七十二变,火眼金睛,可是跳不出如来(觉性)的手心,也逃不出五行山(五蕴)的困境。顺便提到,《西游记》是一部修道的书,出处都是比喻,文学化了而已。

在这些重重无明陷阱的困境下,人们被困住,不懂解脱的关键在哪里,所以习惯性地向外追求,用外在的突破与成功成就来骗自己,安慰自己,来获得自由感和自我肯定。同时也追求强者来相助,最好是有无所不能的“神”来帮忙自己达成各种愿望。崇拜强者,是自身无助感的一种反射。既而崇拜胜利,崇拜成功,所以形成“成王败寇”的根深蒂固心理,也就顺理成章了。

前面我提到,前段时间,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到北京时,我们碰面聊天,他说他发现全世界所有被殖民过的国家民族普遍自卑,认为自己不如人家,文化不如人家,甚至种族也不如人家。我说这是人类无明思维必然导致的成王败寇心理使然。人人都崇拜强者,崇拜成功,崇拜英雄。英雄很多啊,亚历山大,拿破仑,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征服欧洲的同时,也征服了全世界的心。这种心理乃至普遍到崇拜任何一个所谓成功者,有钱、有名、有地位都是一种成功,乃至崇拜黑道大哥,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一百年前,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另一句话是“挨打就意味着落后”,失败就意味着不如人,乃至自卑心理蔓延到认为一切都不如人了,祖宗十八代都有罪,都该被打倒。文明在征服面前似乎不值一文。百年来,这种自卑的思维方式、看事物的角度,随处可见。正如十七八世纪的欧洲人,恨不能做中国人。自卑的反面是自负,用来平衡自卑,所以,自负的社会自理也会时而出现。

再比如说,人们也喜欢总结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说某某人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或者哪个人失败了,教训是什么。以资借鉴是没错,但是在屁股后面做诸葛亮,永远会总结出来一堆经验教训。可是真的按这些经验教训,换另外一个人去做,未必成功,或者未必失败,因为因缘不同条件不同了。很多现实案例的经验教训总结,乃至对历史文化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多少成分是有效的,贴近真实的?有多少成分是盲人摸象?有多少是孤立片面脱离当时各种条件的?有多少是局外人的胡猜?又有多少是基于成王败寇心理的臆测偏见?任何一件事都是缘起性空的,都是很多因素导致的,单单总结一部分因素就足以说明问题吗?可是这种片面的总结,却是最常见最流行的。

成王败寇心理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会演变为很多方向,刚才讲到比如崇尚成功,崇尚胜利,崇尚功利,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名利,甚至崇尚征服,崇尚暴力,乃至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善恶。于是,欲望驱逐淡泊,恶驱逐善,劣币驱逐良币,野蛮驱逐文明,烦恼驱逐良知和安宁,非理性驱逐理性,都很常见。很多的胜利与成功,可能是野蛮占了上风,毁坏了文明。比如五百年来的殖民运动,一边掠夺土地与财富,一边破坏别人的文明,乃至种族毁灭。这些“胜利”与“成功”,习惯性地被解释为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胜利。这种解读似乎不无道理,但它隐含了一个逻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人类文明法则,这是把人类社会等同于动物世界,甚至比动物世界还要过分。

所以,民主与法治都是需要的,为了保护大家彼此利益的底线。理想的目标,是使利益之间平衡,不要伤害任何一方正当的利益,但是落实起来极为复杂,极不简单,打折扣是寻常事。同时,民主法治与道德相辅相成,不能替代了道德。道德是促使人自觉,自觉地彼此尊重、善待,自觉地讲信修睦,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文明。国家内部乃至国际之间,都需要用道德和民主法治来制约,否则就是丛林法则盛行,与动物世界没有实质区别,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曾国藩讲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人性痼疾很多很深,如果不能自觉修身养性,善护念,诚意正心慎独,堕落是很容易的,那是顺“势”而为,不知不觉就堕落了。

彼得·圣吉这次讲到,美国现在的社会教育也出了大问题,(如果他不是口误的话),美国现在坐牢的犯人占全世界坐牢犯人的四分之一,其中四五成是毒品犯罪,吸毒的、贩毒的等等,毒品泛滥。另外近一成是暴力犯罪。这是近两三年的数据。没有吸毒者,贩毒就没有市场。人性的弱点,是追求享乐的。所以《礼记》讲“欲不可从(纵),乐不可极”。现在毒品泛滥全世界,中国恐怕也不少,为什么会如此?恐怕不仅仅是追求享乐的问题,追求享乐只是原因之一。

他说,前一段美国国会议员之间争论不下,到最后政府要关门。美国人看了非常焦急,大家看着这些议员自说自话,为什么就不能听听对方的意见呢?为什么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听不进别人的话呢?这个不是民主精神,这是自我中心了。所以他们也很着急。

他还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关于小孩教育,他也在研究教育。美国有一个案例,有三个小孩,不知道什么宿世的因缘,在一个班级里面,每天见面就要互相谩骂,然后打架。管了多次也没用,到最后老师没办法,跟家长一起想办法,说把你们关在一个屋子里面,限期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给你们什么样的惩罚。在这个压力下,三个孩子坐在一起想办法,如果不解决问题的话,将来没有出路,会承受更严重的果报。可以说这个时候他暂时相信一下因果了,众生畏果,怕这个果报。然后开始检点,我们吵架、打架从哪儿开始的呢?我一看你就不舒服,我看你就烦。我们怎么改变?我们从表扬对方开始吧,我说你好,你说我好,大家恭维对方,鼓励对方,从这开始入手。这样一点点开始,最后他们三个成了好朋友。有这么个案例。

我跟彼得谈到,对小孩子可以这样,对大人就难了。大人每个人都有路可跑,管不住的,只有将来自己面对果报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大人不可能像小孩被关在那里,必须要面对果报,必须要反省,大人不可能的,大人会逃避问题,然后明里暗里斗。所以人类的教育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因为根子上都在思维的陷阱里面,爬不出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堪忍)世界”,叫“五浊恶世”?这世界上的人,都陷在妄想执着,思维陷阱里面,浑浊的一塌糊涂,做错多,做对少,作茧自缚,重重包裹,自欺欺人,随时造业,还不自知,自以为是。彼此忍受着,所以才需要礼义廉耻,需要德育和法治。真正要彻底跳出这个深深的困局,是靠个体自觉自强的,不可能靠教育、法治或政治,使大家全体一起解脱困局。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因病与药

基于人性的复杂问题根深蒂固,不论文化教育还是治理国家与社会,都需要各种办法并用的。因为病症病因很多,所以需要各种药方药材。所谓“佛说八万四千法,为度八万四千烦恼”,可是还得善加运用才行,用错了也不行。

比方说寺庙里面的雕像,那不是为了偶像崇拜或者保佑我们,而是代表了现身说法的榜样。可以说他们都是自立自强自觉成功的先辈,值得众生效法。同时,这些塑像也包含了很多方法与理念在里面。比如天王殿里面,中间是弥勒佛,代表大慈心,给人带来喜乐的。同时,他也是唯识学的鼻祖,唯识学是帮助我们了解人性,了解自己与世界的哲学化科学化理论。这个流行“科学”的时代,正是借鉴唯识学的时节因缘。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借鉴了唯识学的一部分内容。

弥勒菩萨背后的韦陀菩萨,代表戒律与法治。众生不会随时自觉的,需要戒律与法治来帮忙。

两边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持国”,代表保持国家安全安定繁荣;“增长”,使国力增长,百姓生活无忧;“广目”,广泛了解一切知识,洞察一切情况,知己知彼;“多闻”,广博听闻一切信息,知道一切疾苦,兼听则明。

再比如大殿里面的佛菩萨。佛代表大觉悟者,功德圆满者,也代表觉性,代表道体、宇宙本体。各位菩萨也代表大觉悟者,代表利益众生的很多方法。你看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代表大悲心,救济疾苦。每只手眼代表一个方法,文的武的都有,各种手段,千手千眼代表一切手段。文殊菩萨代表大智慧和文化文明。普贤菩萨代表踏踏实实的实行实践,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地藏菩萨代表大愿力,愿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罗汉代表自觉圆满者,彻底跳出无明思维陷阱者,也是随缘度化众生的导师。

还有许多护法菩萨,面目狰狞的,手拿兵器的,很多。像密宗的菩萨像,非常威猛狰狞的马头明王、金刚手菩萨、大威德金刚等等,他们分别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的另一面,代表了修行的各种方法,也代表了教育和治理社会国家、帮助众生的种种手段方法。

所以说,要教育深陷无明思维陷阱的众生,要治理由这些众生组成的国家社会,什么手段都需要。正的手段,反的手段,一切的手段,乃至毒药都要用,看你怎么用。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

由此可知教育之难,自觉之难,国家社会治理之难。即便是八万四千法门,也抵不住众生随时滋长的困惑烦恼。佛菩萨乃至一切圣贤与众生平等,他开了药方,我们不按规定吃药也没用。

再比如说,因为深陷我执法执,感到不自由,所以大家永远在追求自由的“法宝”。从小孩开始,就喜欢“法宝”,看动画片看到“法宝”就很期待。长大之后,每个人也在追求“法宝”。跟神仙学个法宝吧,然后我就能神通广大了。到庙里去拜菩萨拜神仙,能不能保佑我这样那样,或者希望自己有神通,或希望有神通的人帮忙自己。经济学家寻找可以治理经济的法宝,政治家寻找政治学法宝,科技时代大家都寻求科学技术法宝。总之,管他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大家永远都在寻求“法宝”,骨子里面都是这个潜意识,其实都是无明困境与我执法执的投射。万能法宝是找不到的。你可以找到很多方法,可是你面对的是缘起性空而无常的东西。缘变了,法也得变。科学技术同神通类似,若没有定力慧力把握,神通会变成“神经”(精神病)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在带来很多便利与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变数,若没有定力慧力的修养,人类的精神问题社会问题必定越来越多。

说到因病与药,想到中医,它是整体系统的学问,从道的高起点入手,由天地人相通的道,演绎出医疗医药技术,它不是只偏重技术层面。其实《黄帝内经》暗含了政治的道理,例如从“上医治未病”的防患于未然、无为而治、因势利导,到出了问题后的综合治理;同时《内经》也暗含了缘起性空的道理,因缘改变了,整个五运六气、天地之间的种种状况改变了,身心状态也跟着变,缘起性空。每个人的禀赋天生的,各不一样,业报不同,好的医生要根据不同人、不同症状、不同时间空间,来辩证施治。因缘改变,药方得跟着变。比如今天二月二,天地之间的气是不一样的,今天生病了怎么办?都是要考虑的因素。没有说一个东西,比如抗生素,可以治所有病的。说绿豆治百病现在有人笑,讲维生素B2治百病就有人相信。有人说如果民主了,从此天下太平,历史终结了,也有人深信不疑。整个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怎么可以用一味药、一个方子去治疗呢?它是综合的,而要随机应变的。理论和制度当然需要,但不能迷信理论与制度,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为实际情况随时变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刻舟求剑。这一百年就是有病乱投医,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过来的。每次教条主义都会出问题,每次从实际出发都会出成绩。政治跟医学是一个道理。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道理相通的,目的都是济世救人,而且问题也都出在人的身心及其与环境的互动上。

 

自我证明的烦恼

再比如,人人都不停地要证明自己,为什么?

人性的基本问题基于我执法执,尤其是我执,每个人都喜欢被肯定,怕被否定。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不断证明自我,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优秀杰出……从小到大,都活在“评价”二字中。其好处是可以借此努力求进步,坏处是陷入评价依赖与催眠。而且众生普遍存在自卑感,自负、自大、骄傲不过是自卑的平衡。众生在自卑、自负、自恋、自大、骄傲,乃至自尊、自信、自豪……以自我为本的意识形态里徘徊、轮回,跳不出来,根源在于“我执”的思维陷阱。

例如你批评一件事的时候,就算强调“对事不对人”,对方也会感到“自我被否定”了。可是这个被否定或者被肯定的“我”,是真的吗?这个“我”是恒定不变的一个东西吗?不是的,它是虚妄的、缘起性空的,是后天起来的假设的观念,习以为常了。因为它虚妄不实,所以才永远需要被证明,用“证明”来使它“实在”一点,可是你永远证明不完,那是个虚妄不实的无底洞,空的,填不满。明天有人否定我们,一个、十个、一百个人都否定我们,我们就会深深怀疑自己,非常自卑,甚至万念俱灰。如果有不少人捧我们,我们也会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真的那么好。因为这个自我是虚妄的,所以才陷入自我证明的陷阱,陷入自卑、自负、自信、自恋、自尊、骄傲、自卑……跌宕起伏的烦恼轮回。如果真的有个不变的自我,还需要证明吗?还需要被各种评价所左右吗

对自我的评价如此,对文化的评价也一样道理。例如诸子百家,或者西方的各种学派、门派等。你看南老师反对门户之见,说没有“南门”,没有学生。做学问怎么可以有门户之见呢?那是很有限的,那已经违反了“君子不器”、“海纳百川”的原则。怎么可以有宗派门户局限啊?比如大家习惯讲“儒家”怎样怎样,请问儒家是多少个人啊?孔子没有说自己开创了儒家吧?儒家每个人的思想一样吗?不一样。孔子怎么能为儒家或儒生们负责呢?怎么能为帝王将相负责呢?他只能为他自己的言行负责。别人用了他的思想,怎么用的,怎么产生结果的,他可负不了那个责,应该由运用的人来负责。开药方的,不能替使用药方的负责。孔子,或者任何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能有那些深邃的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功德,那是他的伟大,谁批也批不倒。至于如何领会和运用他们的思想和经验,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了。有人说“孔子连自己的国家都救不了,何况救今天的中国呢”,这话逻辑不通。思想伟大与救国、治国是不同的逻辑,救国、治国需要多少的因缘配合啊,太多了,哪有那么简单。而且再好的药方,也得好医生正确辩症以后,善加利用才行。所以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乃至任何人,都不能为徒子徒孙或者其他任何人负责,更不能为社会、国家、天下的兴衰治乱负责。他们开的药方,谁肯吃了?谁又吃对了?谁能改变了自己?不能因为众生每天仍旧不舒服或害病,就彻底否定了医学和医生吧?同理,也不能因为众生不肯改变自己,而否定了圣人的教化。

再比如,释迦牟尼佛能为害他的提婆达多负责吗?耶稣能为害他的犹大负责吗?可是他们也想教化这些人啊!就像南师说的,“好人”要教化,“坏人”更要教化。可是改变了多少呢?能不能改变的关键,不在于老师,而在于每个人的自觉程度。所以说,圣人也不能为学生或徒众负责,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圣人不过是识途老马,告诉我们哪里有危险,哪里可以走,哪条路可以通到哪里,如此而已。可是路还是要我们自己走。

所以说,所谓儒家者,即非儒家,是名儒家。其他百家也一样道理。譬如,荀子也是儒家出来的,他培养了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再比如李悝,著《法经》的那位,魏国的宰相,改掉世家贵族政治,变为官僚政治的,法治魏国的,也是儒家子夏的学生。魏文侯、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他们一起把魏国强大起来。吴起后来被列为兵家人物。再比如田子方,帮齐国强盛,段干木帮魏国强盛,这些都是儒家的学生。可是他们的思想一样吗?不一样。孔子早期的思想跟后期的思想也不一样,他做学问是开放的,不断求进步。所以,所谓学问“家”,是自成一家之言,自成一格而已。就像我们说“我”,它只不过是认知思维的一个起点,它不代表什么,它仅仅是心念的起步,一个立足点而已。

诸子百家也一样道理,所谓儒家道家这个“家”类似“学派”,它不是一个党派圈子,不是一个血缘关系的门户。因为在一个老师那里求学,然后各自传承下来,徒子徒孙,似乎一个大家族一般。但是毕竟只能各自负责,不能为彼此的思想与言行负责的。即便是血缘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思想言行也是独立的,终究要各自负责。而且所有的学问应该是开放的。知识有界限,做学问怎么可以有界限呢!任何门派、学派、教派或主义,如果困在一个范围,困在门户之见,或帮派之见,不能开放变通,就被限制死了,很有限了。有限就不能应对一个无常的、缘起性空的无限世界。门派、门户、宗派、教派之见,容易导致朋党意识,变成利益关系,自是非他,党同伐异,那就与做学问越来越远,与利益和异化越来越亲近了。

西方也一样。西方这个学派、那个主义的,多了去了。比如犬儒主义,它从开始到现在,代表人物和内容都已经变了多少次了,前后的内涵已经相差很远了。请问你说的“犬儒主义”,具体是指哪个人的哪个思想啊?人和思想都在变,哪个人不在变?哪个人的思想不在变?缘起性空,无常的。所以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一个文化、一个历史、一个民族或者哪一家、哪一派、哪个主义,那非常的大而无当。

 

偶像崇拜

人性中另一个特点是“迷信偶像”。也是来自我执和法执的投射,投射完美的光环在偶像身上。比如说某人这个方面很有长处,认识他的人接着又发现他有另外一个长处,再发现几个长处就会想象,也许其他方面他也都是OK的。这就是一个“偶像”产生的过程,心理学叫“光环效应”,也叫“晕轮效应”,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变为成见。

为什么需要偶像呢?一种情况,是找一个榜样,因为自己困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找榜样带路。另一种情况,跟刚才讲的“法宝”一样道理。我们因为无明深陷思维陷阱而无助,所以想找一个法宝,或者一个偶像,可以依赖他帮忙我们,救济我们。宗教的偶像当然也包括在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成王败寇的心理了。偶像是成功者、强大者,所以崇拜他。

例如西方的宗教,他是一神教,神是人格化的,独裁专制的,排他的,排斥异教徒的。同时也是强大的,宇宙都是他创造的,他全能的,主宰一切。可是不知为何没有改造了魔鬼撒旦,也没有改造了众生,可见撒旦和众生都是冥顽不化,不可救药。神权和政权的独裁一起,统治西方很多个世纪。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运动,是对这双重独裁专制的反动。新教改革之后,说经商、放贷、搞政治都是为上帝服务的工具,与神职人员一样,都是服务上帝,于是启动了资本主义时代,它被赋予了宗教的合法性。同时,大航海时代也开启了殖民运动时代,左手坚船利炮,右手推广他的宗教,掠夺了很多土地与财富,毁灭了不少文明与异族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始积累,推动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也推动了用于平衡其内部利益的法治与民主机制。他可以为自己找到宗教的“征服异教徒,拯救异教徒”的所谓合法性。可是《摩西十诫》的后面,也讲了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对此为何不同样遵守呢?耶稣讲的“博爱”“己所欲施于人”,为何不好好遵守呢?

任何事物都是缘起性空,众缘和合而来的。所以分析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以及工业化、民主化的现象,不能单纯归因于文艺复兴。殖民运动的利益驱动、原始积累与利益争斗,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比文化的力量就大多了。还有宗教改革等等其他很多因素了,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中国文化是道统文化。这个道统不是儒家的道统,也不是道家的道统,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大道统。南师讲过,“中国文化像一把撑开的伞,‘大道’像伞的中心支柱,通天地人的,诸子百家乃至各种学术是辐辏的伞骨分支。”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共同尊奉的是“道”,大道。后来的诸子百家乃至以后的文化,都是以“大道”为最高旨归。这个“道”是什么?超越任何宗教色彩,是宇宙万有合一的大道,也可以说代表了宇宙的本体真理。中国的各种学术或宗教,都是道统文化的演变与外延。各家学术有自己的道,是对宇宙本体大道的探索体会以及形而下的应用,比如政有政道,商有商道,兵有兵道,农有农道,医有医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夫有夫道,妻有妻道,友有友道,盗亦有道,更有很多修身养性之道,做人做事、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道。做的不对了,俗话说叫做“不上道”,“下道了”,“歪门邪道”。所以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民爱物,追求道德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不是征服关系,而是在道义的层面上,协调亲和的关系。个人自身,注重修身养性。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主张,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深了解,以及个人修养与国家天下治理的因果关系。文化主张是这样,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了解而来。中国古代,政府人员不多,政治成本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依靠制度与法律体系与宗族自治、文化自治。这种社会自治并不是什么“奴性”,而是基于文化理性的认同,基于礼义廉耻伦理道德的认同。中华法系也自成一统,与伦理道德文化系统衔接的。

有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社会,没有契约,没有公民,没有宗教,没有法治。这又是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的思维陷阱了。中国有中国式的社会、契约、公民、宗教与法治系统,不能说不同于西方就等于没有。有众多人群居生活,有文化,有贸易,有自治,当然就有社会,有契约,有信用,有公民,有公德。与西方的形态不同而已。譬如契约,契约是社会贸易必须的,契约的本质就是信用。中国古代非常讲究信用信义,信用、契约并非西方的专利。不能说我们不是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就不算人类吧!

实际上,中国文化从上古的天文地理学一直到易经,一开始就是高度理性的文化,远远超过一般所谓宗教信仰的蒙昧层面。而且自古以来,中国的人文修养文化,非常的丰富深厚。尤其在超越我执法执的高度智慧上,儒释道等多家都有这个学问,而这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西方文化不论是宗教还是哲学科学,都还没有超出我执法执的内容。尽管五百年来,西方征服了东方,但是并不等于东方文明全部落后哦!譬如你可以杀害一个圣贤,但并不意味着你比圣贤高明。你可以掠夺人,但并不意味着你比他高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绝不是成王败寇的简单逻辑所能衡量的。

中国文化素来主张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谐和共生,克制自我中心主义,讲究“克己复礼以为仁”,讲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这与工业化以来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与破坏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具有很大价值。

西方文化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竞争与征服的观念更强。打击异教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信一个上帝的不同宗教或教派内部,却激烈地斗争。其实他们早期也是克制欲望的,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殖民运动等等,反弹变为放纵人欲了,过犹不及。征服掠夺异教徒和大自然变成习以为常了。尽管耶稣出来讲博爱,号召人们发博爱心,等等,但耶稣不是创教者,他只是改良者,只能对冲一部分问题。

崇拜偶像当然包括崇拜明星、菩萨、神仙等等。如果因为崇拜而变成依赖和迷信,那就变成了自我催眠自我蒙昧了,与自觉自立自强是相反的。不当做偶像,而是当做榜样,可以激励我们努力自强。榜样优秀是他的事情,是他的努力。菩萨也好、老师也好、神仙也好,他很努力,改变了自己,他觉悟了。但是跟我们有多大关系呢?我们即使跟他在一起,如果不努力自觉自立自强,也是枉然。譬如佛教,佛陀本身就是自立自强自觉自度的最好榜样,可是后来被偶像化,被当做求神保佑一样的偶像,反而他讲的自觉方法,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去实践。这是我们的无明根性使然。

崇拜偶像的另一种思维演变,就是以完美化、偶像化的标准要求衡量别人。要么寻找各种理由,来高推圣境,“证明”一个偶像的完美化乃至神化;要么寻找一些理由,来全面否定打倒一个偶像。总之,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各走极端。其实都是众生希求偶像的思维陷阱投射来的。对人如此,对事如此,对历史文化的看法也如此。

 

取经的困惑

由成王败寇心理,到法宝、偶像崇拜的蒙昧心理,背后都是无明的思维陷阱。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的“取经”问题上,也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比如百年以来,国人因为挨打而失去了自信,张冠李戴,削足适履,把西方理解历史文化的思维方式与观念,套用在自己头上。包括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也是隔靴搔痒,通过一些片面的或者歪曲的资料,盲人摸象。他从自己所经验的环境、他的认知角度与范围,得出他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很多人迷信洋专家,结果张冠李戴,削足适履。好像我们一定要适应他,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不如人家蓝?为什么我们的头发不如人家黄?为什么我们皮肤的毛不如人家多?削足适履,然后变成邯郸学步,自己不会走路了,越来越迷惑。或者“胶柱鼓瑟”,把琴的调弦的柱子固定住,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刻舟求剑,可事情是缘起性空无常的。然后抓住一个东西,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最后左右都不是,丧失自信,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受制于人。某国做我们的老师,洋专家做我们的老师,他真的代表真理吗?真的大公无私吗?真的能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吗?百年来言必称西方,潜意识里好像在讲“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然后迷信种种西式理论,逐物迷方,作茧自缚。所以老是谈“解放思想”,为什么?因为迷惑了,困住了,被各种理论的迷惑吊在那里,不能从实际出发,不知往哪里走,可是不走又不行,只好不断鼓起勇气尝试、探路,摸着石头过河。庄子讲:“道旁筑舍,三年不成”。在马路边盖个房子,路过的行人都过来评价,这里不好,那里不对,你听三听四,改来改去,这个房子多年盖不起来,盖起来也是莫名其妙的形状。

这种“取经”的方式,自卑为基础,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又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想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却欠缺自信和勇气。我们看《西游记》有个假雷音寺,到了以后,以为到西天了,可它是个假的,不是真的如来所在的地方。实际上,到西天取经,最开始佛陀给唐三藏的是无字真经,是法无定法,不受理论局限,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且随机应变。金刚经讲“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不能被理论困住,也不能乱来。比如民主也好、绿豆也好、维生素也好,都可以用,但是你不要迷信它,要因病与药,随机应变。东西方文化,任何一个文化的优秀东西,都可以拿来用,关键看怎么用。人参用坏了也会杀人,砒霜用对了也会救人。所以不能执迷于“法”,每一个“法”看怎么用,这要靠智慧了,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要看实际效果。

再比如前面讲到《黄帝内经》的为政启示,还有“上医治未病”的观念,要防患于未然。我们医改了几次,但还有那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违背了这个“上医治未病”的原则,预防医疗做得不好。西方现在也开始重视预防医疗了。上医治未病,首先要大家保健,保养好,养生先做好,尽量少生病。其次用社区医院帮你解决小问题,大医院的负担就减下去了,财政负担也降下来了。如果将来我们的医改还走西方的老路线,整个财政和医保要被拖垮的。所以应该重视黄帝内经的路线,当然也要借用西医的长处,善加利用。

政治也一样,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上医治未病,而且随机应变,以“健康”的结果为目的,而不是以手段为目的。同时,药医不死病。我们讲缘起性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无常的。哪有不坏的东西呢?哪有不变的东西呢?譬如原来我们用GDP标准来衡量政治,这个是西来的思维,用一个经济指标来衡量政治,后患很多。你说我的血压跟他的血压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血压正常了,其他地方可能不正常。健不健康,是个综合的结果。政治的好坏,也要看综合结果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标准是什么?达到“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甚至“风调雨顺”,它就是很好的政治,是以结果好来作标准,不是以手段、理论、方法做标准的。“安居乐业”包括了什么?百姓的生活,民生问题。当然也包括了身心健康、衣食住行、生产生计、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国泰民安”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国防,不被人欺负,人家打我,我们能够战而胜之。军事上要强,政治上要谐调平衡,跟百姓之间能够相互认同,利益平衡的,互相尊重的,社会风气健康的、安详的。“风调雨顺”包括什么?我们今天并不风调雨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工业化以来,掠夺大自然,牺牲大自然,污染的问题,气候的极端化,跟人类的行为都有因果关系的。所以整个世界目前的政治、经济、技术,好像越来越繁荣便利了,同时也很多的堕落、痛苦和困惑、病态。

再比如,孔子给子贡讲过政治三原则:“足兵,足食,民信之”,这里面没有讲仁义道德哦,可是这是政治之道,没有好的政治之道,仁义道德也缺乏基础。换言之,好的政治之道,也是仁义道德的一部分。“足兵”是什么?军事要强,不受外侮,不受别人欺侮。“足食”是什么?民生要好,安居乐业。“民信之”,更重要,老百姓跟政府要相互信任。如何达到互信呢?看怎么做了。比如讲民主,能不能达到民信之?能不能达到足兵、足食?不一定。今天世界著名的调查公司调查各国政府,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支持度有多高?可以去查资料,可以说“民信之”的分数并不高。可是怎么办呢?无可奈何,只好如此。换了一个,如此;再换一个,又如此。民主是方法之一,不必然导致好的政治结果。不能把方法等同于结果。

讲到“我执”对文化的影响。譬如西方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假设的前提都是从“我”出发,从我执法执出发。比如经典政治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它的出发点就已经很有局限了。人是常常自私的没错,但并非自私就等于人。包括宗教、种族与文化观念也一样,从自我中心出发,唯我独尊,就已经很有局限了,难免自是非他,排他的,歧视的。新教改革之后,客观上鼓励了欲望。欲望当然很容易胜过修养,欲望是本来习惯了的,已经成势了,修养则是逆向而为,不进则退的。欲望一放纵,修养很容易垮掉。

在中国文化里面,尤其注重修身养性,克己复礼以为仁,进一步还有解脱我执法执的办法,你能说他不对吗?很对。而且这是每个人最根本最彻底离苦得乐的途径。可是这种文化,会使很多人的注意力比较偏重于内在修养,注重生活的高尚品味,会轻视了外在的竞争,抑制了技术或物质的发展,也忽视了别人的虎视眈眈。突然遇到鼓励欲望和竞争征服的势力,一下子措手不及,会被打垮。这是从文化角度看的。这个胜负,不一定是文明的胜利,反而可能是野蛮与欲望的胜利,是技术与技巧的胜利,是竞争斗争组织的胜利。可是你给他一段时间,中国人在技术发明创造上有天才的,在有效组织与斗争上有丰富历史经验的,他只要奋起抗争,注意了解国际形势,注意发展技术,组织力量,很快会追上来。可是优秀的自我修养文化应该丢弃吗?万万不应该,而且还应介绍到全世界,利益全人类。人类没有这种修养的结果是什么?陷入丛林法则出不来,弱肉强食没完没了,配合了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和武器,会加速走向疯狂和毁灭。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能只讲修身养性,只重视文的一面,要文武并重,国家综合实力必须要强大,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维护正义。慈悲的佛菩萨,还有很多威猛的护法神来辅助帮忙呢。而且释迦牟尼佛很推崇使国家天下大治的转轮圣王,他说转轮圣王的功德与佛的功德一样,转轮圣王就是入世的大菩萨。可是转轮圣王也需要七宝来辅助,包括了太太贤德、官僚系统好、经济好、军事强,等等。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了应对丛林法则的国际局势,中国应同时发扬另一部分的文化来保卫自己,维护正义。讲军事,讲斗争,讲反败为胜,讲知己知彼……中国的历史文化经验也很丰富。孔子给子贡讲的三原则,“足兵,足食,民信之”,至今仍然不过时,而且很实际,一点也不书生气。怎么样达到这三个目标,考验今天乃至以后的中国人了。习近平先生上来之后,目前正在做重建信任的工作,也在做足兵足食的工作,很有希望。但是问题积累很多,要一点点解决,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讲到落实民主的制度问题。不仅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参考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中国上古是禅让制,公天下的,尧舜禹以前就开始了。禅让制是什么?做天子的,还有大臣,还有地方官,大家一起推荐,不论平民还是有爵位的氏族,选贤任能,发现并推荐好的人才上来,从臣子到天子的接班,是这么个选贤任能的机制。不是看他会不会演讲,会不会拉票、买票,而是看他的实际作为。这当然也是一种民主选举的模式。好的人才是什么标准?不是夸夸其谈讲得好,表演得好,而是做人做事做得好,能够让人信服,能够领导大家解决问题,领导大家进步。舜就是这样被发现被推举出来的。大禹也一样,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实际生活、生产中被发现,然后选拔出来试用,试用好了,再提拔,这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经验,单凭“普选”上来,实际工作如何就很难讲了,那完全是赌博了,当然实际执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僚、幕僚系统的。

到后来,汉代变成察举制,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选拔人才,都要观察他实际的作为。不过夏启以后,与禅让制不同的是家天下,帝王的位置,传给子孙后代了。但是宰相率领的文武百官系统,是实际治理国家的操作者。这个系统还是选贤与能,贤人共治的思路。除了一部分时期,皇权过分扩张了,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系统,是靠开放的选贤与能贤人共治的思路,来组织和更新官僚系统的。而且有严格的制度系统来行政与执法,并非为所欲为。这与西方古代的封建专制是不同的,不能张冠李戴,混为一谈。

到了魏晋,是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是科举考试制度。英国十七世纪时,学了中国的考试和文官制度,才开启了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时代。

这是中式的民主选举模式。它是从实践中长期观察一个人的才华、德行、作为,然后慢慢历练培养出来。它鼓励贤人共治,是开放的系统,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优秀,就有可能被选出来,参与国家治理。它是宰相带领的官僚系统辅助天子,不是天子独裁专制。也可以说,相权带领的官僚系统与君权有相对制衡关系。国有国法,中华法系也是自成系统而且完备的。还有御史台(类似古代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地位很高,对官僚系统本身也有不小的监督制约。各部门官僚之间也有制衡关系,可以相互监督奏本控告的。还有史官,要随时记录历史,包括记录天子的言行与百官的作为,国家大事等等。要求史官秉笔公正客观,宁可杀头也要秉公记录,所以中国的历史观、历史学对天子和百官也是个约束。每个皇帝和大臣乃至士大夫死后还有“谥法”,对他一生做个历史的评价概括。没有人不在乎历史的评价,都想青史留名,恐惧遗臭万年。而且天子本身也受很多的礼法制度限制。太子王子们从小就要受教育,受历史文化文治武功的严格教育。从天子到百姓,大家都受道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受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的约束,包括了天理良心、因果观念的约束,讲求责任,克己复礼,所以习惯检点自己,习惯道德评价,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自治,自我约束,自我修养。通过修养来争取做自己内心的主,彼此之间讲究恭敬礼让,讲求道义,崇尚以义制利,这是另外一种民主,是自治自觉的文化修养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百年来很多人用西方的观念来张冠李戴,削足适履,说中国古代完全是天子专制独裁,那是个别相对失衡的时代,不是全部如此。现在东西方都有著名的民主制度专家提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体制,而现代西式民主制度也已经呈现诸多问题。

中国古代民间有氏族宗族自治、文化自治,它用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因果观、伦理道德观、义利观,来达成每个人的自我治理、自我教育,所以社会国家的治理成本非常之低。古代中国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数量比现代少太多了,因为大家自治,文化的民主自治,经济上也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自治,不同于西方。现代西化的公务员系统就非常庞大了,治理成本很高了。像美国的警察系统全世界最庞大,维持秩序需要啊。美国的军备也是全世界第一,军费占全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军备力量,中国不及它的二十分之一。它通过武力来维持这样一个霸道的权力,再加上政治经济金融的霸权。可是霸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吗?不要忘了世间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无常的。中国历史上霸道的经验很多,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乃至历代变乱后的群雄逐鹿。但是一旦统一天下安定下来以后,恢复正常秩序,文化修养、伦理道德和生产生活的自治秩序就自动运行了,大家讲礼义廉耻,讲修身养性,讲信修睦,仁义礼智信,和平共处,大致是这么一个境界。那是中国式的、文化引领的民主与自治共和,与西方不同。每个人用修养来争取做自己内心的主,同时,各社会角色有各自的本分道德,彼此相处的关系是伦理道德的共和,是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的兼善同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经济自治,经济的自治给人格的独立与修身养性又提供了支持。不像现代社会,大部分人依靠打工谋生,钱变成了皇帝,人格、做学问与修养的独立性,受到很多生活压力的逼迫威胁了。当然,这是从中国古代的文化与社会形态粗略讲的。

另一方面,因为人性本身的种种弱点,当然也会异化这个文化体系与秩序,产生种种变异、扭曲、负面问题,在所难免。再好的文化、体制、制度,遇到人性痼疾的死缠烂打,也会逐渐异化乃至被破坏。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士人阶层,也不同于西方。这些士人随时修养自己,从对大道的参究,到修身养性做人做事,乃至文教政治医药等经世济民的担当。有需要时就出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起一个中坚的力量。终生不出仕,不做官的很也多。这些人是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创造着文化,维护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关心着守护者国家天下的正道。还有很多隐士,甚至在很多时候,成为国家的智囊,或者培养了很多栋梁人才。他们怀抱家国天下情怀,关心苍生疾苦,有独立而高洁的人格。他们自身就是了不起的榜样,影响了民间社会,影响了国家天下。当然也有很多喜欢名利地位的士人,但是他终究是活在周密的文化体系内,有文化道德的约束,有政治与礼法的约束,少不了一份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心。当然也有自以为是害了社会的,什么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且不在少数。士人的传统到今天也没有真的断绝,不过在百年沧桑的背景下,式微了,不绝如缕,而且文化底子很薄,不够用。相信将来还会恢复的。

再比如说,现在流行一个词叫“贵族精神”,有人随便拿来比较中国,讲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尔虞我诈很龌龊的,其实是因为不了解,对历史文化的无知。中国古代基于道统文化领导的文化系统,以及士人传统,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系统的,几千年来相对独立于任何一个朝代。它鼓励每一个人去修身养性、讲信修睦、力行正道,讲究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这是精神贵族的修养,人人都往这个方向靠近。不论地位高低,只要做人做事不对了,人们会说这个人不上道,下道了,离开了正道,走邪门歪道或旁门左道了,他不符合正统文化的标准。天子如果不符合正统文化的要求,照样可以被批评。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大文化系统,在这种文化教育下,社会氛围下,大部分人都是精神贵族,最差的人也有一点礼义廉耻心,那是社会氛围熏陶出来的。“贵族精神”这个词本身就有阶级观念在里面,好像那是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就是没有道德的,这是思维陷阱。现在是信息社会,似是而非的肤浅观念太多了,基本的逻辑和知识大多是混乱的,可是大家喜欢道听途说,流短蜚长,这也是人性的痼疾之一。

 

发挥人性的优点

前面讲了很多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人性中当然也有优点。比如:

“反省”,一切学问与修养,都离不开反省。随时随地反省,就是自我教育、自觉纠错、自我成长的源泉。

“自觉”,通过自己反省而觉醒、觉悟,从观察起心动念做起,才会有自知之明的开始。一弹指间,我们的心念已经转动成百上千次了,像无数电子一样,闪闪烁烁,起起灭灭,很多念头还没有成形就灭掉了。有一些成形了,变成明显的念头,但也是无常的。你看“思想”两个字,“思”是“心”上面一个“田”,表示无数的微细念头从心起灭,像田野里长出来的无数野草一般,而且野火烧不尽,“境”风吹又生。“想”字是“心”上一个“相”,表示明显成相的,变成大的现象,像大地上的树木山川一样,比小草明显多了。所以,“思”是非常微细的心念,“想”是粗的、成形的、明显的念头。观察念头,需要宁静,这些念头像阳光照射空气中显现的无数灰尘一样,起起灭灭,无常的,看着它们自生自灭就好,不做分辨,自然宁静下来。心不被念头牵着鼻子走,就是超越烦恼解脱自在的开始,也是自觉的开始。至于一般平常所谓的自觉,是起心动念之后的自觉理性,也需要。

“理性”,一般讲到的理性,是逻辑的思辨与道德的自觉,也很重要,它对治逻辑不通的思维陷阱与道德的暗昧,对治情绪化。

“惭愧”,惭是将要发生错误行为,尚未实施,把念头斩掉,放下。愧是已经做了错事,内心有愧,该忏悔就忏悔,该纠错就纠错,以后不要再犯。

“忏悔”,基于惭愧心,对错误的身口意行为忏悔,悔过自新,不要再犯。忏悔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随时可能动坏念头、说错话、做错事,忏悔是将内心的垃圾清除,使自己从烦恼甚至疾病中解脱的途径之一,也是改恶从善、防非止恶的办法之一。儒释道诸子百家,都有内省忏悔,改恶从善的教育。比如儒家的“功过格”,每天要检点当天动的好坏念头,做的好事坏事,督促自己改过迁善。其他宗教也都有忏悔的教育。

“无贪”,贪心是我们随时可能有的,无贪对治贪心。若能观察所贪的对象本来无常,缘起性空,贪心自然会减弱。熟练后,可以当下做到无贪。

“无瞋”,瞋心也是我们常起的,所谓“一念瞋心起,八万障门开”,瞋心一动,身心和事情的障碍困扰都来了。可以用慈悲和缘起性空无常观,对治瞋心。

“无痴”,能观察缘起性空,所觉境界无常,反照觉性自在,自然超越愚痴无明,超越我执法执,不过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随时练习,直到习惯成自然。

“不放逸”,练习管理自己,不要太放任或放纵自己,一点点练习,每天进步一点点,也不要一下子要求太高,欲速则不达,反受其乱。不能管理自己,就不会有自信心,管理学要从管理自己开始做起。管理自己的基础打牢了,益处多多。

“不害”,与“害”相反的,“害”就是伤害人或动植物,以及破坏事情的冲动或行为。不害是相反的,不去烦恼困扰伤害别人,不伤害动植物,不污染环境,不破坏大自然,不破坏正当的事情。

“正念”,一般讲的正念,是端正心念。进一步,观察一切念头的无常,乃至观察身心内外世界的一切感受境界,思维情绪,都是反映在心中的境界,变成念头,而觉照一切念头境界的“觉性”本身,不受念头境界的污染,本来无挂无碍,清净自在,本来无一物,这是根本的正念。也可以说,正念无念,无挂碍。也可以用“四念处”来练习:念身不净,对治贪恋身体与色相,对治把身体当做“我”的我执;念受是苦,对治贪恋执着感觉的习气,从感觉的逼迫中超脱出来;念心(念)无常,从念头与思维的迷惑困扰中解脱出来;念法无我,对治法执。

“正见”,普通讲是正确的见解,也很重要。进一步,是正见无见,不被一切见解所困,心本来清净自在。《楞严经》讲“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有见解的时候,那个见解不是能见的本来,不是根本觉性,而是依据觉性进而思维的产品,属于所见,不是能见。能见、能觉之性,超越一切见解、所见,不是所见、见解、思想观念所能涵盖的。

“正信”,基于正见,产生正确的信心,不是迷信,而是智信,通过智慧观察获得正见以后的信心。

“正精进”,基于正见、正念、正信的努力不懈。我们无始以来,被无明烦恼困扰得习以为常,习惯的力量很大,不是一下子转得过来的,所以需要不断地练习,不断地回归正见、正念、正信,化导身口意的行为,坚持培养新的好的习惯,替代旧的无明习惯。

其他,还有各种好的品德,比如善良,厚道,朴实,勤劳,努力,谅解心,宽容心,自尊尊他,仁爱仁慈心,道义心,仗义心,礼敬心,恭敬心,诚恳心,同理心,同情心,守戒、守法、守规则、守约定、守信用,立志,意志力,自制力,专一专注能力,定力,智慧,处理事的方法方便能力,等等。

以上这些,有些是人性中的优点,有些是通过后天的修养培养起来的优点,是对治人性弱点的良药。人性中最大的优点优势,就是本俱的觉性。我们可以练习深刻的反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与种种心理习惯,逐渐深入,就可以一步步开发自知之明。越了解自己,就会越理解谅解别人,对“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会推己及人,具有同理心,自然步入“忠恕之道”的修养,逐渐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己所欲,施于人”,也才会深入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天下事的艰难,懂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难,不会被肤浅的理论观念骗住,也不会再用完美主义理想主义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要求一切了。所以,了解人性,是一切学问的起点与基础。

人性的优点弱点很复杂,每个当下,都是很多的念头起起灭灭。我们早已习惯了被纷飞的念头牵着鼻子走。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随时被念头牵着鼻子走,非常的被动,自主程度非常的小。若是受外界各种信息的刺激与诱惑多了,更是妄想纷飞,浑浑噩噩。将来如果科技进步到能用仪器把心念与行为,连续记录下来给自己看,我们一定会很惊讶,会发现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心念和行为都是很莫名其妙的。所以,放任自流,或合法权利利益的保护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自由自在。用智慧的方法反省自觉,修身养性,解脱思维的陷阱,是每个人百分百需要的。这方面的经验与方法,最丰富的,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文化里面。

 

因果观念再辨析

刚才讲到缘起,成也是缘起,败也是缘起。缘起就包含因果关系在里面。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观念要再辨析。这个话被大家讲得太多了,可能误会也太多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是说有这个因缘,就有相应的结果,它是一个比方的说法,不能僵化地从字面去理解。实际上我们常常是好心未必办好事,为什么?第一,好心是不是真的好心,有没有夹带其他的欲望或者自私的动机,这要反省。第二,就算有真正的好心、正确的发心,要成就一件事,也是要靠缘起,靠其他条件配合的。如果条件不对,它的结果也会不好,甚至可能由于某些条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可能是坏的结果。但是这仍然符合因果原则,因为某些条件的改变或加入,而变化了,这就是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了。比如数学上,1+1=2,这是因果关系。可是1+1-3=-1,增加了一个因素,结果变成负数了,可是它也是因果关系啊。所以不是有善心,就一定能做好事,要靠其他很多因素配在一起。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的,缘起很复杂,参与的条件很多,善善恶恶非善非恶,很复杂,彼此作用,很不简单。这是一个很平实的因果法则,一点也不神秘,普遍存在于一切的现象之中,包括一切的科学、医学、政治、法律、建筑、衣食住行等等,都贯穿了因果关系。再比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处处都是明显的因果关系。

怎么样善加运用因果的法则呢?我们可以由果推因,就知道如何行止了。所谓“行止”,就是何时该行动,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何时该停。我们生活工作,做人做事,乃至选择人生道路,都是“行止”问题。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就要分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因缘,才可能达成这个结果。然后,能够努力做到多少,能够争取多少条件,就大概对结果有个判断和抉择了。很平实的,一点也不迷信,用不着算命,自己就知道结果的大概了。所以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为什么?众生平时稀里糊涂的,却希望有好的结果,求保佑啦,看相算命啦,如果如果不能从正确的因地上努力,或者通过努力也凑不齐必要而充分的因缘条件,怎么能有所期望的结果呢?等到结果来时,才知道害怕后悔。可是如果明白了,因果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里,随时随地存在因果关系,乃至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个行为,会引动连串的因果链条,那就要从因地谨慎小心,注意每个因了,不要种不好的因。所以,做人做事可以倒果推因,想要什么结果,要搞清楚需要什么因和缘(条件),从因和缘上下功夫。政治也好,企业也好,人生也好,这个道理通用的。《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已”,事物有因果本末的,把事情的根本抓住,把先后顺序搞清楚,然后尽力做好该做而能做的,尽人事听天命,尽力而为以后可以随缘了,用不着宿命通。或者把“随缘”放在前面,先观察因缘条件时势是怎么样的,然后抉择行止方案,同中医看病一样,根据整体系统的因缘动态来辨症处方的。

 

结语

刚才提到,面对无常迅速的这个时代乃至未来,从个人修养说,我们是选择多欲、焦虑、抑郁、躁狂,还是观察万物无常、缘起性空,从而解脱自在,放得下,也拿得起来?刚才讲过了,要善加利用这个时代,不再重复了。

回归到最后,就是“一真法界、善用其心”,这是《华严经》的观念。“一真法界”,宇宙一切本身就是道,体相用具足,体上、觉性上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用上、妙有上、应用上,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真空妙有不二”“觉所觉不二”“体用不二”,都是一真法界里面的幻化。这个理,思维清楚了,信进去,毋再疑,念念如是,如是念念,善护念,坚持到底,习以为常,自然步入转八识为四智的正道。至少,可以解脱很多烦恼困扰,进一步,可以心安理得。所谓“善用其心”,就是说我们总会起心动念的,即便入禅定了,可是总要出定的。出定以后,念头是用在思维的陷阱上、妄想执着上,来自欺欺人,陷到诸漏皆苦的境界里面,还是转入空有不二一真法界的境地,自利利他,又不受我人众生寿者相的骗?看我们的心,转换到哪个频道,转换到妄想执着里面,就承受诸漏皆苦的果;转换到一真法界、空有不二的境界里面,善用其心,就是一个自利利他解脱自在的结果。所以还是离不开因果的认知与选择。

世间其他事也一样道理,处处都是因果,离不开对因果的认知与行为的选择。南师曾说过,政治、军事、外交,往往没有善恶,但却一定有因果。可是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治、军事、外交,并非真的没有善恶,有的,但是情形非常复杂,既不是表面那样,也不是短期看得清楚的,而且善恶标准本身也有相对的问题与变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