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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社区支持农业

世界各地的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社区支持农业”(以下简称CSA)的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
社区支持农业兴起的国际背景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历史阶段。日本于 1980 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 1990 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体需求转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食品,直接带动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 (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 CSA ) 是此过程中逐渐涌现的诸多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运作模式之一。

替代农产品体系 (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AAFNs ) 或者替代食物体系 (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 AFNs ) 代表着一种对食物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 ( Respatialization ) 和社会属性重构 ( Resocialization ) 的努力。替代食物体系一方面与主流食物体系在生产方式上有所区别,主要包括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永续农业等;另一方面在流通环节有所区别,主要包括 CSA 、农夫市场 ( Farmers’ Market ) 、消费者合作社 ( Co-Ops ) 、观光农业 ( Agri-Tourism ) ,强调从生产到餐桌的整个环节生态化和短链化。

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消费人群数量日渐庞大,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需求与主流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之间存在矛盾。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加剧了中产消费群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和全球化食品供应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对城市化的反思和乡村重建 ( Rural Reconstruction ) 思潮的兴起等因素成为世界范围内替代食物体系形成的背景和发展的动因。同时这些模式又与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区域发展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并且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政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的综合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都借鉴了 AFNs 模式强调的生态性、社会性、本土性等原则。

CSA 中文译作社区 ( 社群 ) 支持农业,在英文里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社区支持型农业中的“社区”,与我国城乡中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行政区域所表达的概念不同。对于社区的含义, Hillery G.A. 指出在生态学意义上,社区是一群互动的有机体,共同分享同一个居住环境。在人类社区中,意愿、资源、偏好、需求、风险以及其他的一些条件都是相同的,影响参与者的个体认知以及凝聚力。在社会学上来看,社区的概念有很多讨论,一般来看,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 ( 区域 ) 、经济要素 ( 经济生活 ) 、社会要素 ( 社会交往 ) 以及社会心理要素 ( 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 ) 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到 1950 年代中期,大约有 94 个对于社区不同的定义。在社区支持农业的范畴内,笔者通过在美国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目前从事 CSA 的生产者都认为社区的含义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理念的一群人的组合。 CSA 中的社区即是那些愿意支持健康的耕作方式的消费者群体。

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和本地化生产等特点, CSA 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 ( 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 ) 的关系。

CSA 最初的出现是由于市民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因为有着环境方面惨痛的代价,在 1971 年的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此外,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本地新鲜的农产品却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开始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其达成协议,规定生产者按照有机的方式生产,这群家庭主妇则预先支付高于一般农产品价格的货款,这种方式叫做 Teikei ( 日文原文为“提携” ) ,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希望创造一个替代销售系统,而不是依赖传统市场。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地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的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 ( JOAA ,日本有机农业协会, 1993 ) 。

Teikei 最初的宣传口号是“在蔬菜上看到农夫的脸”。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 1986 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 CSA 农场 ( Henderson & Van En, 2007 ), 如今的美国已经有近 3900 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 localhavest.org ), 其核心理念是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共享健康生产给双方带来的收益。罗宾 · 范 · 恩 ( Robyn Van En ) 总结它为“食品生产者 + 食品消费者 + 每一年度的彼此承诺 = CSA 和无数的可能性”。这个相互承诺的关系的精华在于:农场养育了人;人支持农场并分担内在的风险和潜在的收益。目前, CSA 已经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广泛开展,大众对其认知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CSA 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化的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体系,以达到本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保障本地食品安全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由于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而农业影响因素和生产条件又千差万别,因此 CSA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社区支持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虽然其核心理念和兴起的背景是相似的,但由于各国的农业形态不同而模式有所区分。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态应该可以划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大型农场国家,因其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空前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工业化,对应的则是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第二种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如欧盟国家,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 60% 的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 ( 日韩为代表 ) 的农户经济 — 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

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 (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简称 GSP ) 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因此, CSA 这种需要高度信任与合作文化的模式在日本率先萌发,主要得益于综合农协形成了易于合作的农村组织结构;其次,欧盟的市民农业得益于市民社会成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 NGO 组织,作为中介,这些组织起到了连接城乡,连接市民与农民,连接消费和生产的作用;美国是大农场国家,其农业政策有利于大公司运作大农场以获取规模效益,而不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因此 CSA 的形成和发展较晚。

社区支持农业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最早于 1970 年代出现于日本,当时一些日本的消费者群体主动与生产有剩余的农户结合起来,并且彼此共担农业生产的风险。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德国和瑞士等国家也出现与此类似的形式。 1985 年底,美国的第一个 CSA 农场开始筹备并于 1986 年开始运作。

在美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主要形态是由农场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其中约 20% 是由消费者主动发起的 CSA ,由消费者组织起来寻找愿意参与的农户;另外一种就是由农户采用 CSA 的模式运营,进而招募消费者参与。大部分 CSA 农场的消费者不需要参与农场的劳动,但需要提前预付一年的费用,并与农场共担风险;在另一些 CSA 农场中,消费者和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都是 CSA 农场的理事或者股东,一些农场的消费者几乎都需要参与农场劳动、管理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美国的 CSA 发轫于上世纪 80 年代,消费者中又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多,而底层人群则主要依靠工业化和化学化的低廉食品体系维持生存需求,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与食品安全高度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底层人群畸高,致使美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呈现下降趋势。 CSA 之外,消费者合作社、农夫市集等替代食物体系 ( AFNs ) 也在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美国有 3000 多家农夫市集,与 CSA 相互配合发展的 NGO 组织开始涌现,如纽约市长岛的公平食物 ( Just Food ) ,该组织的工作任务是介绍纽约市民加入就近的 CSA 。甚至还演化出旨在促进本地社区繁荣的社区货币 ( Local Currency ) 。

Teikei ( 提携 ) 于 1970 年代在日本出现,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 Teikei Box ”,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直销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扶持的原则;截至 2001 年, 55% 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 Teikei 系统直销;日本的综合农协、消费者合作社 ( 包括主妇联盟 ) 等组织有力促进了 Teikei 的发展;综合农协或农会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小农国家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通过综合农协一方面连通市场、另一方面连接农户的结构,将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紧密联合,因此成为东亚小农国家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模式。

在欧洲,瑞士于 1970 年代成立了类似日本 Teikei 的农民 — 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 ( Les Jardins de Cocagne ) 。 德国于 1986 年建立了“ 托柯楠堡” ( Topinambour ) ,这是在苏黎世附近的第一个为成员提供蔬菜的集体农场。 1990 年代遍及英国的小型有机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 ( Box Schemes ) ,农场给预订服务的人们提供常规的箱装产品。丹麦西部的巴里特斯考农场于 1999 年开始为 100 个家庭配送份额,组织方式叫做 Aarstiderne ,这是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有机食品配送服务,到 2004年已经增长到 44000 个顾客。在意大利,人们把 CSA 叫做 GAS , 1994 年建立了第一个 GAS , 1996 年成立了 GAS 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 600 家 GAS 。葡萄牙将 CSA 称为 Reciproco ,其国内有 52 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 CSA 关系;法国将 CSA 称为 AMAP ,第一家 AMAP 农场于 2001 年建立, 40 位份额成员。 2001 年 5 月,创建“联合普罗旺斯” (Alliance Provence) ,帮助其他农场形成 AMAP 的组织。 2004 年,该地区有将近 100 个 AMAP ,他们重新构建六个地理区域分支,每个区域由一些有经验的 AMAP 农民和一个活跃的消费者组成, 2006 年参与的农场数量就达到了 300 个。现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农民-生态学家-消费者联盟” ( Alliance of Peasants-Ecologists-Consumers ) 支持 AMAP 的发展。

AMAP 要求消费者提前支付,在经济和道德上与生产者共担风险;生产者则需要遵循有机农业耕作模式,致力于保证农场经济,生产方式和产品源的透明性。通过本土的农民与消费者的合作关系, AMAP 促进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对话,并促进生产性的活动协调与农业的多样性。

英国的土壤学会 ( Soil Association ) 研究结论认为 CSA 对农民和消费者都好处多多:“消费者可以从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新鲜的食物,拥有机会重新和土地联系并影响他们生活的土地的面貌。 CSA 传递了环境的收益,如较少的食物里程、较少的包装和生态敏感的耕作,并且看到了本地各具特色的食品生产的回归和地区食品生产及更高的就业率,更多的本土加工、本地消费和在社区中的金钱流通以促进当地的经济。”

CSA 及相关模式在中国发展现状

在中国,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可部分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三大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量不对等势必导致“三农”问题,进而诱发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社科院还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都超过 2 亿,约占总人口的 23%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 40% 。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转向生态农产品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现象。社区支持农业在此大背景下涌现发展。

2000 年以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逐渐爆发,三聚氰胺奶粉和地沟油等恶性食品安全事故的曝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寻解决的办法。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 2006 年发起的“购米包地”和 2007 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都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

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 ( PCD ) 和其他一些社会组织也开始在国内推动小农户做生态农业,其中包括:成都河流研究会从 2007 年开始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为出发点,号召四川成都郫县安龙村村民转变化学农业种植方式为生态农业,几经波折形成了 9 户农民参与的生态农业种植小组,并以 CSA 的模式销售农产品;广西横县、贵州流芳村等乡村也在 NGO 项目经费的支持下开始转向生态种植模式。 2008 年,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并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产出,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障系统,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体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理念的替代食物体系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 80 多家 CSA ;此外,还有 NGO 、企业等发起的有机农夫市集,市民组成的消费者组织等其他相关形式,构成了中国的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农夫市集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通过媒体迅速发展,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侬好农夫市集、南京原品农夫市集、常州大水牛有机农夫市集、广州有机农夫市集、成都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组织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组织并发展壮大,如北京市民有机考察组,北京消费者面对面,苏锡常健康消费考察组等。

对这 80 多家 CSA 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 CSA ,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南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小农发起 CSA 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 CSA ,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土笆笆等,在全国诸多 CSA 农场中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市民凭借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有利于构建 CSA 关系,投资生态农业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 CSA ,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高校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多种形式推广 CSA ;由 NGO 发起的 CSA ,如上海生耕农社,尽管完全由 NGO 发起并操作的 CSA 案例还不多见,但是 NGO 在 CSA 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CSA 案例却为数不少,如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参与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成都河流研究会参与安龙村 CSA , PCD 参与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内的广东、贵州、北京的多家 CSA , NGO 的经费和社会关系都对 CSA 运作起到积极作用;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 CSA ,如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北京“吃素的”餐厅等,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有机小农和农场的生产,成功树立品牌的农场也可择机参与有机餐厅运作;由政府发起的 CSA ,如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在本地范围内发起的,由小农和市民直接对接的 CSA 。

CSA 的发展伴随着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农村与农业,并且流入有利于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发展的领域,从此方面衡量, CSA 对于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和统筹城乡具有积极的正外部性。

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案例

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运作

在中国内地,早于小毛驴市民农园,一些 CSA 的实践项目就在香港社区伙伴 (PCD) 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广东、广西、贵州和成都等地开展。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北京和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开创了以有机生产和会员购买形式的农场,如北京的天福园、德润屋、绿牛农场和上海的百欧欢。

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按照 CSA 运作模式,在种植上采用有机技术,并对份额成员进行宅配;此外,农园还参考市民农园运作模式设计了劳动份额,成员可以向农园租赁土地,并自耕自收有机蔬菜;农园要求成员提前支付份额费用,保证与生产者共担风险。 2009 年开始,随着 CSA 理念的引进和推广,北京、上海、厦门、重庆、柳州、成都、河南、沈阳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 CSA 模式,参与者的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社、食品活动家、企业、政府和高校, CSA 逐渐从全国范围推广开来。与此同时, 2009 年底,由小毛驴市民农园倡导还成立了市民农业 CSA 联盟筹备委员会,开始构建全国的 CSA 网络。目前主要有几种类型的 CSA :第一种方式是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主导的农场,这样的农场多是以对工业化、城市化进行反思,具有逆城市化趋势的青年人为主体运营,如珠海的绿手指市民农园、北京的归园田居农场;第二种方式是中高等收入群体二次创业或对希望回归自然生活为主体承租土地进行生态种养殖,并以 CSA 的模式销售的,如北京的天福园农庄、内蒙的原生态农庄、厦门的土笆笆农场;第三种方式是以分散小农户与市民对接的形式,例如成都的安龙村;第四种方式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的形式,如河南兰考南马庄的“购米包地”和“快乐猪”项目。

贵阳全国首创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写入地方法规

贵阳在全国率先立法倡导“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 2009 年 7 月下旬,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相关会议透露,《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 ( 草案 ) 》已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中明确将倡导“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让农业生产与社区居民需要直接挂钩,促进城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贵阳市将倡导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写入地方性法规,有望让“替代”逐步融入“主流”,让更多的平民有机会享受健康食品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健康地生产。

广东南岭会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

南岭会是成立于 2007 年 1 月份的广东本土环保 NGO ,最初以关注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生存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状况而走进了广东的天然屏障 — 南岭。他们曾多次进入当地做实地考察,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些生活方式对野生动物和环境的影响。南岭会发现,因为生存压力而破坏环境是当地居民无奈而为的主要原因。

目前,南岭会正积极尝试通过 CSA 的方式,希望联结乡村社群和城市消费群体的需求,根据南岭各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在保护区内推广可保育土地的永续生态农业,鼓励当地农户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种植农作物,实现土地的永久可持续耕种。同时积极联系城市关注环境保护、关注健康生活的消费者直接购买这些地区出产的健康农产品并与农民直接建立联系,倡导他们转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康永续的生活方式和“公平购买”的消费体系,借此减少中间商对农户的盘剥,令他们有更合理的收入,减少他们对当地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和破坏,减少砍伐和盗猎的行为。

在南岭会的新浪博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机种植农户介绍和有机农产品的宣传文章。另外南岭会定期组织城市消费者下乡进行考察,建立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任。

成都郫县安龙村

从 2005 年底,由成都河流研究会实施的“成都府南河上游安龙村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开始在郫县安德镇安龙村启动,这个项目由成都市政府批示,在郫县县政府、安德镇政府、市水务局及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展开,环境专家及成都市各级政府希望在安龙村建立一种具有“生态效益、零污染”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让府南河水质得以改善。

成都河流研究会的工作和南岭会类似,一方面他们鼓励安龙村的农民种植有机蔬菜,另一方面他们帮助一部分感兴趣的消费者先到村里亲身体验有机农耕,增加对生态化蔬菜种植以及农户的了解后再决定订菜。希望有机种植不仅为农户带来收益,为市民带来健康食品,也有利于河流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河南兰考南马庄城乡互助合作型生态农业试验

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于 2004 年 9 月,发起成立过程中得到了兰考县委县政府和南马庄村两委的支持,村两委与合作社交叉任职,其中村党支部书记任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下辖资金互助会,开展社员间的资金互助;食用菌协会,开展种植食用菌的项目;无公害大米协会,进行无公害水稻的产地认证和商标注册、组织生产、加工和流通,为社员提供广泛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带领 300 多户社员共同应对市场,进行产业化经营。此外,合作社还倡导成立了文艺队和老年协会,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通过开展活动丰富了村民,尤其是村中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

2005 年 6 月,南马庄借助无公害大米协会这一平台对接北京健康消费人群,开展购米包地活动,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量,向指定的生产者订购大米,并预先支付购米款;生产者则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采取多施农家肥、少用化肥和农药的无公害标准生产大米。购米包地是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开始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合作相互配合发展的新尝试,在无公害大米的种植过程中,合作社发展了合作对接技术培训、社员互相监督的新模式,有利于化解生态农产品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 2009 年,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又发起了“快乐健康猪”购猪认养活动,市民、农户与合作社签订三方合同,市民预先支付 500 元定金到合作社,合作社负责监督社员对“快乐健康猪”的养殖,猪养成后由合作社统一配送, 2009 年的一千多斤“快乐健康猪肉”以均价 40 元 / 公斤的价格销售一空, 2010 年养殖规模扩大到 12 户近 200 头,也已被市民预订了近 70% 。

2009 年,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开启了“四个 100 亩”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分别为藕蟹混养、小杂粮、有机水稻、有机莲藕,并且还引进了生态建筑,丰富了村庄的生态元素。 2009 年 10 月,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协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考县委、《开封日报》和自然之友郑州小组等几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南马庄第一届生态旅游文化节。文化节的活动内容围绕市民体验生态农业和豫东传统文化开展,南马庄农民还就地取材,精心准备了麦芽和南瓜养大的有机螃蟹、地道的全麦石磨手擀面、鲜磨的杂豆豆浆、柴锅熬制的糙米杂豆粥、手工制作的手工锅贴贴饼等乡村美食,近百位市民参与了活动。

2010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南马庄启动“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助型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项目,进一步深化了城市消费群体与农民合作社在生态农业方面的对接,同时总结分析南马庄在实践中面临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推广其中的成功经验。 2010 年 4 月,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借鉴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运作经验,开展了市民多功能生态农园项目建设。项目计划占地面积 53 亩地,其中拟种植 20 亩有机蔬菜, 2-3 亩果树,供市民前来观赏采摘;拟建设 8 个猪圈, 2 个沼气池, 1 个市民休闲庭院。

南马庄合作型生态农业脉络清晰地展现了其成长路径,即在政府和知识分子干预下村庄形成了村两委兼合作社 + 村民和社员的良性治理结构,在外部力量的引导和资源注入下,经济发展合作社成为村庄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和生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转向生态农业,由无公害过渡到了有机,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分享收获

“分享收获”是清华大学社区食品安全研究推广中心的合作基地,是由一群热爱农业、希望推动生态农业与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于 2012 年 5 月创办的社会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当下,分享收获试图探索出一条食品安全的解决之道,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健康、公平、关爱”的四大原则。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理念,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通过消费运动推动市民重新认识乡村,进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分享收获”采用和农户、合作社或者小型农场直接合作的方式,与合作主体协商制定生产计划和生产规范,分享收获和农户都是参与决策的主体,农户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保证生态种植的方式和基本运营成本。分享收获的使命就是组织并服务于农民和消费者,同时促进双方的公平与信任,使农民的健康产出不再经过过多的中间环节,直接到达每一位消费者的手中。

目前,尽管只有一年的发展时间,“分享收获”已经有四百多位会员,团队的年轻人有 20 多人,他们都工作和生活在村庄中,并逐步开始建立与村庄内部的互动关系,同时,“分享收获”由开始的一个基地发展到三个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从目前来看,“分享收获”的 CSA 理念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事关乡村社会的建设;其二,事关消费者联合;其三,事关可持续理念的践行和宣传。■

※ 延伸阅读:《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 ( 修订版 ) 》,伊丽莎白 · 亨德森和罗宾 · 范 · 恩合著,
石嫣、程存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英文原版 Elizabeth Henderson and Robyn Van En, Sharing the Harvest: A Citizen’s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 2nd Edition,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07 。